巴西歷史上的出口繁榮與資源詛咒

一波又一波的繁榮與衰落

巴西是資源豐富的國家，其經濟發(fā)展在歷史上呈現出明顯的出口繁榮和衰落周期。從殖民時期到20世紀中期，巴西先后經歷了紅木、蔗糖、礦產、橡膠和咖啡等出口周期。期間，雖然棉花和可可的出口也會在短期出現盛衰，但對整個經濟格局的影響有限。

紅木(Caesalpinia echinata)分布于從北里奧格蘭德到里約熱內盧的沿海地區(qū)，是珍貴的稀有資源。紅木亦稱巴西木(Brazilwood)，巴西的名字因此而來。葡萄牙殖民者1500年侵入巴西沿海后，為了滿足歐洲紡織業(yè)的需要并獲取利潤，開始瘋狂掠奪紅木。法國人、荷蘭人和英國人也相繼來到巴西，與葡萄牙人展開紅木掠奪和出口競爭，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葡萄牙王室改變殖民政策，從貿易（貿易為主，輔之以建立商貿據點）轉向殖民（占領土地為主，同時進行不平等貿易）。殖民者用來自歐洲的鐵斧等生產和生活資料換取當地印第安人砍伐和初步加工的巴西木心材（剝除了白色邊材，心材可以直接加工成紅色染料）。到16世紀末，每年約有100艘滿載紅木的船只從巴西駛往葡萄牙。到17世紀初，紅木都是殖民地唯一的重要出口物資。到18世紀，葡萄牙殖民者大約掠奪了5000萬棵紅木，導致巴西紅木資源枯竭。但是，這種定向采伐比起后來的大規(guī)模采伐影響有限，沒有對巴西森林和環(huán)境造成根本性改變。

紅木心材

不過，能夠直接采伐的經濟林木畢竟有限，為了獲取更多所需商品和經濟利益，葡萄牙殖民者開始在巴西引種甘蔗并建立甘蔗種植園。甘蔗經濟周期始于1530年代，持續(xù)到1750年代。1502年，葡萄牙人把甘蔗從馬德拉斯群島移植到巴西，并在圣維森特建立最早的甘蔗種植園，然后向土壤肥沃、排水良好的伯南布哥州和巴伊亞州的低地擴張。與此相應，葡王在巴西創(chuàng)立了大授地制，從非洲大量販運奴隸。葡王把巴西劃分成15個總督轄區(qū)，授予12個受贈人。在受贈大地產上，主要種植用于供給國際市場需要的經濟作物。甘蔗種植和蔗糖加工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yè)，而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數量都很有限。生產所需勞動力主要是從非洲販運過來的奴隸。據保守估計，從16到18世紀，販運到巴西的非洲黑奴達200萬。正是這些處在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在東北部大地產上通過改造環(huán)境創(chuàng)造了殖民者需要的價值。甘蔗種植需要大面積砍伐森林清理出土地。殖民者讓當地人用火清理土地，但由于規(guī)模巨大和省略了休耕區(qū)和休耕期而完全改變了當地的植被覆蓋。蔗糖煉制需要燃燒大量木材。據估計，每個甘蔗煉制爐在一個生產季需要大約4-22公頃的森林。迅速而過度消耗森林使得當地景觀從茂密的原始森林變成了單一種植的甘蔗田和錯落有致的糖坊。原本生物和文化多樣性的森林景觀消失。到1600年，巴西甘蔗年產量達到6500萬磅，比1575年增長了10倍。從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歐洲消費的蔗糖幾乎全部來自巴西。然而，隨著荷蘭、法國和英國加入蔗糖生產并在自然條件更為優(yōu)越的加勒比海建立甘蔗種植園，從1650年到1715年巴西蔗糖出口量劇減，收益下降2/3，進而在18世紀中期陷入蕭條，風光不再。不過，依靠大地產和奴隸勞動力種植面向國際市場的單一經濟作物已經在巴西形成模式，規(guī)訓和禁錮著未來巴西的經濟發(fā)展。

黃金和鉆石開采業(yè)是巴西的第三個經濟周期。天下烏鴉一般黑，所有的殖民者到殖民地最初都是為了獲得貴金屬，葡萄牙也不例外。但是，不像瑪雅人、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雖然積累金銀但視之如俗物，巴西的印第安人并不熱衷于發(fā)現和積累貴金屬。于是，葡萄牙人只能自己去探險和尋找金礦和鉆石礦。好在葡萄牙已在印度和非洲屬地積累了探尋鉆石和金礦的經驗、培養(yǎng)了人才，應巴西總督的請求，葡萄牙王室把這些人才調往巴西探尋鉆石礦和金礦。從17世紀末開始，葡萄牙殖民者相繼在米納斯吉拉斯、巴伊亞、馬托格羅索、上亞馬遜等地發(fā)現金礦和鉆石礦，葡屬巴西很快成為當時世界上重要的貴金屬供應國。在河床上采集的砂金用淘盤即可濾出，從地下開采的金礦需要用汞齊法煉制，但這些都需要送到鑄造廠去鑄成規(guī)則等重的金條，葡萄牙王室征收五分稅（黃金價值的1/5）。為了逃稅和發(fā)財致富，除了官方嚴格控制的黃金通過里約熱內盧轉運到里斯本之外，大量黃金被走私到巴伊亞，進而流向葡萄牙帝國市場。巴西黃金的開采盛期從1739年延續(xù)到1779年，僅在18世紀，巴西就開采了1200噸黃金，其中米納斯吉拉斯是主產區(qū)，開采了大約550噸，為世界供應了80%的黃金。到19世紀初，容易開采的金礦幾乎全部枯竭，1827年葡萄牙王室不得不把五分稅改為二十分稅（價值的5%），以刺激黃金生產，但效果不彰，不得不在5年后關閉了鑄造廠。

鉆石開采盛期從1730年延續(xù)到1870年。巴西的鉆石不但分布廣泛，而且高產、標志性鉆石眾多，似乎還具有無限潛力。這使之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南非鉆石開采之前的世界市場。巴西鉆石種類豐富，既有價值極高的稀有鉆石，也有數量眾多的堅硬工業(yè)鉆石。為了壟斷鉆石生產，葡萄牙王室宣布鉆石為皇室財產，后來更是禁止個人開采。根據葡萄牙殖民政府的記錄，從1730年開始，鉆石產量一直維持在高位。1730-1740年是2萬克拉，1741-1772年是5.2萬克拉，1773-1806年是2.7萬克拉，1807-1922年是1.2萬克拉。需要說明的是，政府記錄中并不包括走私的鉆石。這些鉆石經過葡萄牙進入世界市場后，造成重大沖擊，在1730-1735年間鉆石價格下跌3/4。在重商主義時代，價格越下跌，經銷商和生產者越要千方百計提高產量，而巴西正是一個被認為蘊藏著無限鉆石的寶藏之地。在巴西發(fā)現的代表性鉆石更加強化了這種想象。1754年，巴西發(fā)現了一顆重達1680克拉的鉆石，這顆后來被稱為布拉干薩星的鉆石是當時已知的最大鉆石（大莫臥兒星）的兩倍。1853年發(fā)現的藍色通透鉆石重達261.88克拉，后被命名為南方之星。然而，作為一種在地質時代形成的不可再生資源，無論是黃金還是鉆石其蘊藏都有限度。在當時的技術水平下，當巴西的礦物質出現枯竭時，正好在南非興起了新一輪開采鉆石和黃金的熱潮，于是，缺乏比較優(yōu)勢的巴西貴金屬開采業(yè)的衰落就成為順理成章的結果。

大規(guī)模采礦的遺跡

蔗糖和礦業(yè)雖然衰落了，但為咖啡種植業(yè)的興起提供了資本和勞動力，咖啡生產是巴西的第四個經濟周期。巴西東南部優(yōu)越的熱帶環(huán)境正是咖啡這種外來作物生長的天堂，適宜的光照、水熱和地形使咖啡生產在巴西不僅產量較高，而且品質上佳。但是，相對于加勒比海等地的咖啡種植，里約熱內盧附近的咖啡種植間距較大，加之巴西的畜牧業(yè)與農業(yè)分離造成咖啡種植園難以得到牲畜糞便肥田，這兩個因素導致巴西的咖啡生產是以不斷擴大種植面積來滿足國際市場需求的。具體而言，就是從里約出發(fā)，向北、向南和向西通過砍伐森林擴展。自18世紀起，咖啡逐漸成為歐美社會的時尚飲品和生活必需品，從1730年到1735年的五年間，世界咖啡消費量就增加了兩倍。到1830年代，美國成為巴西咖啡消費的新貴，人均消費量從1821年的28.35克躍升到1844年的2270克。世界市場日益增加的需求推動了巴西咖啡種植和出口。到1830年代，咖啡已占巴西總出口的43.8%。此后巴西的咖啡生產再上新臺階，年均產量在1851-1860年達到260萬袋。不過，隨著里約熱內盧的粗放生產極限的到來，巴西咖啡生產重心轉移到圣保羅。1880年以后，巴西咖啡年產超過500萬袋，1906年躍升到2200萬袋，到1908年，咖啡占到巴西出口總額的53%。巴西成為當之無愧的咖啡之國，圣保羅州成為世界咖啡最重要的供應基地?？Х确睒s一方面推動了與之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也破壞了巴西的熱帶雨林和稀樹草原環(huán)境。因為耕地需要和建設住所的需要，沿海的熱帶雨林被砍燒，單一種植造成地力迅速被耗盡以及水土流失，長時間的撂荒使之逐漸變成了牧場，頂級植被群落被永久改變。隨著咖啡種植園向內陸推進，本來就生態(tài)脆弱的熱帶稀樹草原被大規(guī)模開墾，不但破壞了水源涵養(yǎng)地，還導致當地小氣候干化。在危及人畜生存的同時，又降低了咖啡產量，抑制了生產效率。

被改變的熱帶雨林

巴西的第五個經濟周期是野生橡膠的生產和出口。早在19世紀初，野生橡膠就已引起人們的關注，用以生產注射器和膠鞋。1825年到1830年，亞馬遜地區(qū)出口橡膠從93公噸上升到156公噸。1839年，橡膠硫化技術發(fā)明后，經過處理的橡膠既耐熱又耐寒，使用范圍急劇擴大。亞馬遜橡膠出口量從1840年的388260公斤上升到1860年的2673000公斤。1870年代，橡膠出口飛速增長，從1879年的4227850公斤上升到1879年的7906403公斤。到1880年代末，橡膠年出口值比1860年增長了8倍，占巴西出口貿易總值的10%。19世紀末，自行車和小汽車普及后，對橡膠的需求量大幅度上升。1899年，橡膠成為巴西的第二大重要商品，占出口總額的24%。1880-1910年是巴西橡膠繁榮的黃金時代，不僅產量大幅度提高，價格也急劇上漲。亞馬遜橡膠產量從1885-1889年的73498公噸上升到1910-1914年的198160公噸。僅從貝倫和瑪瑙斯出口的橡膠就從1885年的13200公噸上升到1913/1914年的36449公噸。在1880年之前，亞馬遜是世界上唯一的橡膠生產和出口地，之后雖然西非也開始生產橡膠，但尚未對亞馬遜構成威脅。與甘蔗和咖啡種植園不同，亞馬遜地區(qū)橡膠采集使用的是探險式的收集模式，因為野生橡膠樹不規(guī)則分散在熱帶雨林地區(qū)，只有當地印第安人既熟悉自然環(huán)境又能在雨林中行動自如。當地精英從采集者手中收購橡膠，賣給駐扎在貝倫的葡萄牙人出口商。1910年后，橡膠價格從最高點開始下跌。差不多與此同時，橡膠種植園在東南亞興起，人工培育的橡膠以其物美價廉逐漸取代亞馬遜野生橡膠。1913年，亞洲橡膠產量（47618公噸）超過巴西（39560公噸），非洲和中美洲同年也生產了21450公噸。此后，亞洲產量直線上升，而包括巴西在內的世界其它地方的橡膠生產逐漸萎縮，到1919年時巴西產量已經不及亞洲的1/10，不再是世界橡膠市場上舉足輕重的存在。

繁榮之利的流轉與資源的詛咒

毫無疑問，這些經濟周期改變了巴西人口分布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格局。就人口分布而言，最先集中在東北部的蔗糖產區(qū)，然后隨著咖啡種植業(yè)的興起而向東南部流動，其中既包括黑人奴隸，也包括從歐洲和亞洲引進的移民，僅圣保羅州在1897-1939 年間就接收了80萬來自其它州的巴西人和230萬外國人，接收的外國移民占比達到巴西吸收移民總數的55%。1900年東南部人口在全國人口中的占比增加到44%，而東北部卻下降到39%。到1920年這個趨勢仍在延續(xù)，東南部人口占比增加到45%，東北部下降為37%。隨著采礦業(yè)、橡膠采集業(yè)的興起和咖啡種植業(yè)向西部的擴張，原來人口極為稀疏的中西部和亞馬遜雨林也出現了定居點。1872年，巴西中西部在全國人口中的占比為13%，到1920年上升為19%。人口的流動和集中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城鎮(zhèn)，到1900年，市民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有7個，分別是里約熱內盧、薩爾瓦多、累西腓、圣保羅、貝洛奧里藏特、貝倫和阿雷格里港。其中作為集散中心和出口中心的里約熱內盧和圣保羅更是一馬當先，迅速成為當時的超大型城市。圣保羅市的人口從1890年的138萬增加到1920年的459萬。就基礎設施建設而言，咖啡繁榮造成了對鐵路建設的巨大需求。1853年，政府開建從里約熱內盧到圣保羅州卡舒埃拉的“佩德羅二世鐵路”，以便替代騾隊把帕拉伊巴河谷地區(qū)生產的大量咖啡迅速運到桑托斯港出口。1867年，連接桑托斯港和進入西保利斯塔咖啡產區(qū)的入口容迪亞伊的鐵路建成，這不但大大方便了咖啡出口，日漸擴大的客運能力也有利于奴隸和移民向內陸移動。到1889年，巴西鐵路里程增加到9600公里，是1874年的8倍，1920年更是達到2.7萬公里，其中1/5建在圣保羅州。顯然，就分布而言，鐵路網主要集中在圣保羅、里約熱內盧和米納斯吉拉斯三個咖啡主產區(qū)、也是巴西最富裕的地區(qū)。

出口繁榮推動巴西經濟和政治發(fā)生深刻變化，尤其是在世紀之交，巴西的工業(yè)化開始在圣保羅等大城市胎動。首先，為了應對國際初級產品市場價格的劇烈波動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巴西一方面調整了匯率制度，另一方面建立了咖啡限產保值制度。1846年，巴西帝國建立金本位制度，規(guī)定1000雷斯可以兌換27便士（咖啡出口以英鎊計價，而生產以雷斯計價）。但是，這種固定匯率在出現咖啡危機時會導致國內的雷斯貶值，進而造成英鎊遭到擠兌和外流，對經濟整體造成嚴重沖擊。為了靈活應對世界市場的波動，在咖啡種植園主和出口商的巨大壓力下，聯邦政府設立貨幣局，管理匯率。政府以1雷斯兌換15便士的價格購買外幣，同時在國內發(fā)行可兌換貨幣。這種制度創(chuàng)新不但改善了國際收支平衡，而且提高了匯率制度的韌性，為經濟發(fā)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面對咖啡生產周期性過剩和國際市場的周期性波動，巴西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或采取行政政策，限制種植咖啡樹的數量，人為壓低產量，或設立購買儲備制度（1906年簽署的《陶巴特公約》要求政府按照預先設定的最低價格購買過剩的咖啡，同時嚴格限制低質量咖啡生產，在刺激國內消費的同時積極在國外推銷巴西咖啡。），在國際市場價格處于低位時通過減少出口量來拉抬價格進而減少損失，在國際市場價格處于高位時通過放出先前的儲存量來獲利。這種國家干預政策的實施在某種程度上有利于資源出口型國家保護自己的利益。其次，巴西開始催生自己的工業(yè)化，促進生產和生活必需品的自主生產。在出口繁榮時期積累的部分資本開始用于工業(yè)投資，在國際市場上摔打摸爬過的進出口商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商業(yè)經驗，開始利用國內充裕的勞動力和短缺型市場進行二次創(chuàng)業(yè)。他們最初投資于甘蔗和咖啡種植所需的機械的生產和基礎設施建設，隨后擴展到紡織、食品等初級加工業(yè)，實現部分的進口替代。例如，紡織品1870-1875年在巴西進口中占29.2%，1914年就降到7%。工業(yè)企業(yè)從1889年的626家增加到1919年的13566家。這些商人、種植園主和實業(yè)家控制了各自地區(qū)的經濟命脈，左右著當地的政治。他們或直接參與實施廢除奴隸制、雇傭自由勞動力的政策，或間接主導州與聯邦的政治選舉以及權利劃分（各州獲得財政和貸款自主權）。合眾國時期形成的總統選舉由幾個出口強勁的州擁戴的候選人輪流坐莊的格局就是他們主導政治的生動例證。

咖啡種植園

然而，從16世紀到20世紀初一波又一波的出口繁榮所獲得的利潤并沒有如愿“下滴”到普通民眾頭上，也沒有形成結構完備平衡的經濟體系。帝制后期（1850-1889年）人均GDP年均增速只有0.34%，合眾國初期人均GDP 年均增速為0.7%，此后（1913-1929 年）人均GDP 年增長率雖然提高到2.6%，而與美國同期相比依然遜色不少。進而言之，兩國人均財富差距從1820年的不到一倍擴大到1929年的五倍。盡管工業(yè)已有發(fā)展，但農業(yè)直到1929年仍占巴西GDP的37%（工業(yè)只占20%），絕大部分人口仍然生活在農村。1920年，約有13%的巴西人生活在超過2萬人的城市，而同期的阿根廷和智利分別達到了37%和28%。農業(yè)生產依然停留在依靠擴大種植面積的粗放經營方式來增產的階段，糧食生產無法滿足國內需求，需要大量進口食品。即使是發(fā)展較好的紡織業(yè)，也未能完全滿足國內需求，仍然需要進口占消費市場1/3的絲織品和毛織物。即使是發(fā)展很快的鐵路，也只是主要為出口產品服務，既未帶動沿線地方經濟的全面發(fā)展，也未實現建設和維修的進口替代，沒有形成“后向聯動”效應。出口繁榮帶動的經濟發(fā)展是縱向的，而非橫向的，與出口無關的經濟門類沒有得到有效發(fā)展，巴西經濟依然停留在出口繁榮的路徑依賴中。在殖民時期從巴西獲得巨額財富的宗主國葡萄牙也沒有發(fā)生工業(yè)革命，相反這些財富卻大量流入他國，形成對西北歐國家制成品的依賴。這就是在資源豐富國家反復出現的“荷蘭病”或“資源詛咒”現象。

其實，早在出口繁榮時期，帝國政府和合眾國政府已經看到這個問題，并試圖解決。政府曾經推出政策引導資本向制造業(yè)投資，但收效甚微。殖民政府自然是以在盡可能短的時間掠奪盡可能多的財富為目標，但在紅木和貴金屬有限的情況下，不得不開發(fā)滿足自己和世界市場需要的經濟作物。這一目標在獨立后也在歷史慣性作用下保留下來，并成為主導經濟部門，變化的只是具有一定比較優(yōu)勢的作物種類。常言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資源毫無疑問是經濟發(fā)展的基礎，資源豐富國家發(fā)展經濟的理性選擇就是優(yōu)先開發(fā)資源。巴西因為土地資源豐富、從非洲販賣來的勞動力充裕，資源開發(fā)的時間相對就會比較長。雖然資源開發(fā)部門的發(fā)展會帶動相關服務業(yè)的發(fā)展，但也會擠占制造業(yè)的發(fā)展空間。與同期的美國相比，巴西的產業(yè)結構是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縱向結構，而美國是縱橫交錯的結構。在殖民時代，從資源開發(fā)中獲得的利潤幾乎都以各種不同方式流向葡萄牙。獨立后，大部分利潤流入國際進出口商的腰包。巴西的這種縱向結構被依附論者形象地稱為“被切開的血管”。部分利潤雖然留在巴西，但掌握在極少數種植園主和出口商手里，或用于擴大種植面積，或用于購買進口的奢侈消費品，唯獨不會投資制造業(yè)，因為制造業(yè)需要大量投資，需要高素質的勞動力，需要具備復雜的管理技能和經驗，需要制造出龐大的消費市場等等。所有這些條件在殖民時代和帝制以及合眾國時期的巴西并不完全具備。市場失靈為國家干預創(chuàng)造了條件。事實上，國家也確實干預過鐵路建設，通過讓利和擔保推動了鐵路網的建設。然而，這個鐵路網主要是為咖啡出口服務的，而不是為制造業(yè)提供基礎設施。

為什么國家不推動產業(yè)結構的多元化呢？關鍵在于政府基本上被種植園主和進出口商控制。帝制時期的相對穩(wěn)定是建立在這個階層的配合基礎上，合眾國時期的選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這個階層操縱的。這樣的政府自然是為其支持者服務的。當然，政府也不可能控制一切，巴西還是存在創(chuàng)業(yè)的空間。但1889年之前實行的奴隸制使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這一部分人根本沒有可能從事哪怕是最簡單的制造業(yè)。在政府支持下大量引進的移民在理論上是有可能從事制造業(yè)的，但初來乍到尚未積累起財富，大都成為種植園和城市服務業(yè)中的自由勞工。另外，雖然英美資本大量進入巴西，但投入的主要是經濟作物種植和出口領域。換言之，外資也不愿在巴西給自己的出口產品制造出人為的競爭對手。

吊詭的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軍政府執(zhí)政為巴西走出資源詛咒、建立多元化的產業(yè)結構提供了機遇和動力。兩次世界大戰(zhàn)削弱了歐美國家的制造業(yè)，或者制造能力被毀，或者大量轉向軍工生產。世界市場不但更加需要巴西的資源，也需要巴西提供初級制成品。巴西國內需要的制成品也因為進口受限而不得不自力更生。1930年建立的瓦加斯軍政權利用了這個時代機遇，在某種程度上擺脫了種植園主和進出口商的影響，開始建設多元化的產業(yè)結構。在一個實行了民主的國家，軍政權只能是暫時和過渡性的。要想持續(xù)執(zhí)政，就必須重建自己的合法性和支持力量。瓦加斯政權在獨裁時期，通過發(fā)展多元經濟和重視分配，獲得了底層民眾的支持，然后通過大選成為民選總統。這說明，在民主時期，資源詛咒愈演愈烈，而在獨裁時期，巴西逐漸走出資源詛咒，多元化的經濟結構及其發(fā)展反過來促進了政治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