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美妙新世紀的門坎上

　　本集子所收將近五十篇文字，便是作者到研究所之后，在上述意念推動下陸陸續(xù)續(xù)寫出來的作品，其中部分與特殊場合、刊物有關，但大部分則是圍繞著現(xiàn)代化探討這一主題而衍生。何謂“現(xiàn)代”，自然有許多不同說法。我認為也許能凸顯其特質的，則是其斷裂性以及相因而至的紛雜性、變動性。李校長的格言，觸及了這斷裂性在時間以及空間的兩個向度；史諾（C.P.Snow）的“兩種文化”之說，則從科學與人文領域的分野，指出西方文化內(nèi)部的斷裂；而毫無疑問，我們正在踏入的這一個以生物之復制，人類基因庫之解碼，以及電腦能力之爆炸性擴張為標志的“美妙新世紀”，與剛剛結束的20世紀之間，無論從經(jīng)濟——社會結構抑或人類意識來說，亦同樣有巨大鴻溝存乎其間。 由于“現(xiàn)代”的斷裂特性，這本集子所收論文性質龐雜不齊，那并不足怪，甚且是難以避免的。然而，這并不表示，李卓敏校長的理想已經(jīng)被遺忘，或者我沒有做過一些跨越文化鴻溝的微弱努力——事實上，這恐怕是所有知識分子，無論在中國、西方抑或其他文明，雖然明知其不可也都無從逃避的一種嘗試吧？20世紀之初，初次接觸康德與叔本華的王國維便曾有“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之嘆，乃至感到有“在二者之間”終其一生的危險。然則，對今日的知識分子而言，“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的夢想恐怕更遙不可及了，倘若不甘以學術專業(yè)的深溝高壘自限，則以短暫生涯充填不同文化間溝壑之命運，殆將不免，這是無可如何的事。誠然，以十五年功夫，只得出這么一點兒成績，雖謂紛繁事務間隙中草成，亦殊感汗顏。不過，敝帚自珍，人之常情，這些文字縱然空疏粗淺，自問倒也還用了心思，并非徒落窠臼，是耶非耶，識者正之。再次套用靜安先生的話：“詩云：‘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此吾輩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至于他所向往的“深湛之思，創(chuàng)造之力”，則恐非吾輩常人所能企及，只有“俟諸天之所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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