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婉成：一張通作柞榛方桌的解析

        《大器“婉”成：一張通作柞榛方桌的解析》：
　　中國家具歷史悠久。至明清兩代，其制作樣式和工藝水準已達到了。按照地理位置、流派風格和設計理念的不同，中國家具大致可分為晉作、京作、廣作和蘇作四大流派。其中，蘇作家具的水平，而南通家具又是蘇作家具的一個重要分支。
　　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養(yǎng)一方物。由于歷史上與北方民族的幾次融合，南通人的性格中和了南方人的靈秀和北方人的粗獷，以及因多年未經(jīng)戰(zhàn)火而生成的沉穩(wěn)、從容的氣度，融入積淀千年的深厚文化底蘊，使南通家具的風格呈現(xiàn)出了雅致、質樸和大氣的特點——這是南通人的氣質和精神在南通家具上的反映。另外，由于文人的介入，南通家具又少了幾分粗糙和俚俗，而添了幾分精巧、細致和文靜。
　　王世襄先生在他的《明式家具研究》一書中，曾將明式家具的風格歸納為“十六品”，其中所說的簡練、淳樸、厚拙、圓渾、沉穆、典雅和清新恰恰與南通家具的氣韻相吻合。那么，南通家具與王世襄先生所珍賞的明式家具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聯(lián)系呢？
　　多年以來，不少人認為，所謂“蘇作家具”的產(chǎn)地就是蘇州，但是，李漁在他的《閑情偶寄》中曾有這樣一段關于家具的論述：“以時論之，今勝于古；以地論之，北不如南。維揚之木器，姑蘇之竹器，可謂甲于古今，冠乎天下矣。”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明代中后葉至清早期，蘇州工匠主要從事的是竹器的加工制作，而的木制家具的主要產(chǎn)地在“維揚”。李漁所說的“維揚”并非專指揚州一地，而是包括了今天的揚州、泰州、南通和淮安的廣大地區(qū)。事實上，在歷史上的許多朝代，南通都曾隸屬揚州府。這樣看來，南通當是明式家具的重要產(chǎn)地了。
　　明式家具中材質好、做工上乘的當屬黃花梨家具。由于黃花梨材料難覓，所以，這種家具在當時就屬上品。加上歲月的淘瀝，數(shù)百年下來，黃花梨家具更是珍稀之物了。
　　但是，在南通，黃花梨家具并不十分罕見。在近30年時間內，世界各地收藏家從南通“淘”走的黃花梨家具就達數(shù)百件之多，其中不乏大件和精品。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就藏有一張產(chǎn)于南通的黃花梨四出頭官帽椅。其做工之精美堪稱“舉世無雙”。這件家具的照片后來一直被印在這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畫冊的封面上。
　　黃花梨家具在南通的大量存世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在明朝中后期至清早期這段時間內，南通的工匠們正在大量制作黃花梨家具。由于南通此后沒有經(jīng)歷過大的戰(zhàn)亂和兵火，它們被較好地保留下來了。
　　在南通，還有一個現(xiàn)象值得注意：除了經(jīng)常可見黃花梨大件外，小件在民間的存量也相當巨大，甚至數(shù)以萬計——這又是南通乃黃花梨家具主要產(chǎn)地的又一佐證。因為材料的珍貴，工匠們不太可能有意將黃花梨大料剖開來專門制作小件。它們一定是由當年工匠們在制作黃花梨家具時鋸下的零料加工而成的。蘇作工匠的用心是舉世公認的。北方木匠曾經(jīng)贊嘆：“家具做好后，掃掃地就剩一把鋸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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