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中后期至萬歷初期的近半個世紀的文壇上，出現(xiàn)了一位德高望重、強聞博識、著述豐贍、衣被士子的文壇領袖、文史大家王世貞。王世貞與后七子的另一位領袖李攀龍當時皆以復古相號召，故學界多將其視為“后七子”領袖，以復古、模擬相標榜。然而，事實上讀世貞書，復古不過是其欲改變文壇某種狀況的一種名頭，而承繼文法，溶入學識，抒發(fā)真性情方為其本心原意，故“后七子”并不能牢籠世貞，復古也不能遮蓋其求新立異、別具一家的精神靈魂。非但如此，世貞身上那種不屈權貴、剛正不阿的獨立人格與浩然正氣，那種才盛而求實求真的學風，那種自然而率真的品格，既有明后期的恣性、浪漫之風，又潛伏著清初求實學風的因子，故而對于明代后期的士林（如復社）以及明末清初的文壇（如桐城派和清初經世致用學風）有著潛在而深遠的影響。由此觀之，我們對世貞的認識還有不足、欠缺，對其研究還有較大空間。特別是當我們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王世貞全集》整理與研究”之后，當我們從世界范圍收集世貞書的過程中，這種研究的空間感便日益強烈。單就其著作的種類而畜，世貞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便由原來的疑問而變成實在的結論，如《劍俠傳》、《艷異編》、《世說新語補》等。他是否寫過《鳴鳳記》《金瓶梅》也將會隨著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漸漸由模糊而清楚。關于他的交游和對于文壇的影響的諸多問題，如與復社領袖太倉“二張”的關系，以及與復社顧炎武、黃宗羲的關系，王世貞與婁東畫派“四王”的淵源等，也將會找到客觀的答案，王世貞在明末清初文壇的地位也將隨之日趨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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