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兔床日記（第二輯）

在流傳下來的清代著名學者的日記中，《中國近現(xiàn)代稀見史料叢刊（第二輯）：吳兔床日記》是時間跨度較長，內(nèi)容較為豐富的一部，它對研究作者吳騫的生平、學術(shù)以及了解乾嘉時期的學者間的交游均具有重要意義。
　　吳騫（1733-1813），字槎客，號兔床，別號愚谷、海槎等，祖籍安徽休寧，長于浙江海寧小桐溪，是清代乾嘉時期著名藏書家、學者。吳騫天資聰穎，頗愛吟詠，能過目成誦，少時訂交浙江文壇領(lǐng)軍人物杭世駿，漸為浙西詩壇名宿所知。然因體弱多病，早棄舉業(yè)，僅獲“明經(jīng)”。但其雅好經(jīng)典，篤志著述，在學術(shù)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終其一生著有《愚谷文存》正續(xù)十七卷、《唐石經(jīng)考異》二卷、《蜀石經(jīng)毛詩殘本考異》二卷、《尖陽叢筆》十卷等數(shù)十種著述，多收入其自刻之《拜經(jīng)樓叢書》中。
　　吳騫除勤于著述外，還耽于抄藏典籍。他青年時期即注意搜求善本，并手自校勘，至耄耋之年，仍手不離丹鉛。其藏書多達五萬卷，筑拜經(jīng)樓以貯藏之，論者以其與同時期的黃丕烈、陳鱧、鮑廷博等大藏書家并稱。黃丕烈雅嗜宋本，顏其齋日“百宋一廛”。吳氏則自題其居為“千元十駕”，取《荀子》“駑馬十駕”之意，謂其所藏干部元版可敵黃氏百部宋本。此事被書林傳為佳話，頗可見吳騫藏書之氣魄、規(guī)模。此外，吳騫還很注意收藏碑銘、鼎彝、印章乃至幣布、戈戟、圭璧諸物，并能識其款識，考其年代，于名物制度尤多創(chuàng)見。
　　《中國近現(xiàn)代稀見史料叢刊（第二輯）：吳兔床日記》記載了吳騫中年至晚年的藏書、讀書、著述、交游等一系列活動的情況。其記載吳氏讀書治學的內(nèi)容，頗可見其勤奮，其讀書每遇到重要的材料即手錄于《日記》中，備檢閱。有所體悟及考證亦筆之于《日記》。如《日記》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廿九日條載：“李昕《九域志>云：‘錢塘在余杭，初為潮水所損，州人華信自以私錢筑塘捍海，因名錢塘?！边@是錄記“錢塘”名字的來源，頗可資見聞。下又載：“亡名氏《太康地記》云：‘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quán)所起也。昭明官方五百丈，皓所作也?！薄⒖甲C云：“昭明宮即《國山碑>所云大官?！贝擞浧渥x書時所得。這些材料及見解構(gòu)成了這部日記的主體，它們無疑也奠定了吳騫日后著述的基礎(chǔ)。
　　《日記》也多載有其訪書的經(jīng)歷。如《日記》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日載：“書估吳良甫自吳門來，有宋刻《說苑》，乃咸淳乙丑鎮(zhèn)江府學教授李士忱刊本。簽書‘宋刊《說苑》，丙申夏日竹廠陳以綱題’，隸書。予以宋槧《傳燈錄》、明刻朱克升《詩傳疏義》易之。竹廠為海昌篤學之士，前歲卒于清河。此書中?？币嗥涫之叀Ｓ致勂湫！队窈！飞跸?，當就其家訪之。”不唯可備書林掌故，且再現(xiàn)了其對該書版本及校勘者的鑒別過程。再如《日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三日條載：“是日，在吳門書肆購得汲古閣精抄《毛詩闡秘》，書不分卷，乃魏叔子所著。自序謂：‘在毛氏授經(jīng)奏叔、斧季兄弟，為闡發(fā)經(jīng)義，著此書。時在天啟四年。’告成后，奏叔、黼季各有手跋。黼季跋云：‘商丘宋漫堂撫吳日，嘗游虞山，登汲古閣留信宿，遍觀藏書，見闡秘，擊節(jié)嘆賞，欲捐俸為刻之。黼季以其師所秘授，不忍割愛，卒不果。從誡其后人，當什襲珍護，時康熙辛卯歲也?！爰景虾?，又有休寧令虞山丁斌跋，稱為程生而題。程未詳何人，蓋此書毛氏散出，又歸于休寧之程也。”此則可見吳騫所購該書的成書原委及遞藏之源流。此類文字不僅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且雅有趣味。
　　吳騫喜交游，與一時文獻學家、著者學者多有往來，或燕游酬唱，或切磋學問，或共賞佳籍，或傳抄借閱。這在《日記》中也有充分的記載。讀《日記》可知吳騫與鮑廷博之互訪不下百數(shù)十次，還曾共訪盧文弨、程瑤田、楊復(fù)吉等人，有時還各自攜友過訪對方。鮑氏不僅為吳騫代購了《拜經(jīng)圖》，還曾以世所希有之《元一統(tǒng)志》見贈，而吳騫則曾為鮑廷博刊刻《夕陽詩》并作序。吳騫與陳鱧并稱海寧藏書“雙星”，二人常常互相傳鈔典籍，共事校讎。吳騫與周春亦頗有交情，周氏曾先后借給吳騫《孟子外書》《劉處玄集》等書，二人書信往來、吟詩唱和亦甚多?！度沼洝芬灿涗浟藘扇酥g的學術(shù)爭論。乾隆六十年九月朔日條載周春曾以《古文尚書冤詞補正》向吳騫索序，左袒古文，謂朱子但疑《孔傳》，未嘗疑經(jīng)，吳騫則以為不然，據(jù)《朱子語類》“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之語質(zhì)疑。吳騫除了與鮑、陳、周諸氏為密友外，與當時大藏書家如吳翌鳳、黃丕烈等，著名學者盧文弨、錢大昕、周廣業(yè)、秦瀛、丁杰、王鳴盛等皆多有交游，建立了親密的友誼。
　　《日記》展現(xiàn)出來的吳騫的形象是十分生動的，有些文字最可見其性情與品格。受其祖上家風的影響，吳騫膺服儒業(yè)，為人克己正身，重情尚義，此點在《日記》中多可見。吳騫于每年的正月初七日、清明節(jié)、十月初一日前后，必攜子侄輩拜謁楊村、麻涇、蘆葭橋諸祖墓，有時或因故不能至，則“不勝愴然”。而他對父母、妻子、兄長之感情，尤為深切，每逢他們的生日或者諱日，《日記》中均有記載，并追憶往事，表達懷念之情。吳騫在社會活動中，亦往往尚義賑災(zāi)。如乾隆六十年歲大歉，吳騫曾“約里中同志為粥飼餓者”，每天為二千余人供粥。再如嘉慶十六年有大旱，是吳騫“生平未見之災(zāi)異”，他再次主持舉賑。凡此種種，均可見吳氏風貌，亦可推見當時士習。
　　吳騫自稱“予作《日譜》，亦在四十后”，雖是泛泛而談，但亦可推測吳氏撰《日記》之始，恐距離乾隆三十六年不甚遠，而今所見其《日記》則始于乾隆四十五年，且闕四十六、四十七二年，以常理推斷，其日記當有遺失。今所見較全的吳氏日記是國家圖書館藏鈔本。該本大體可分三部份。第一部份，為乾隆庚子（四十五年）日記，始二月十六日，終三月二十日，為從藝風堂傳抄本中錄出，名為“吳兔床先生庚子間日記一卷”。

暫缺《吳兔床日記（第二輯）》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