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輯采取以下的組織形式：第一及第二篇文章在某種意義上是起到了總論的作用，前者將徽州置于唐、宋代與其他印刷中心相較，后者則是論述明代晚期徽州和其他印刷中心的情況。第二部分重點論述在明代徽州版本中重要的作品和種類：第一篇關于醫(yī)書，可與前一部分對照來看；之后還有數(shù)篇文章，分別關于徽州的官刻、地方志、童蒙讀物9、戲曲刊刻及墨譜。介于書籍和文獻之問很難界定種類的家譜，在徽州通常是制作精良的印刷品，因此值得作為地方印刷史的研究對象。這類不以閱讀和傳播作為目的的“非書籍”更是史學史和社會史的重要資料10。從印刷的角度來看，它們也印證了其形式的多樣性。本輯文中個案研究提供的兩個實例彼此差別很大，而這并不是完全由于時代差異造成的；第二個實例還揭示出在徽州也有外聘的刻工，這個情況與人們一般觀念不同。接下來的是一些“非書籍”的印刷品：下面的兩篇文章介紹散印品，及形式成冊的文書。其中一篇關注的是善書，這些以散頁、小本形式存在的文獻，見證了一種地方文字的文化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這些文獻大都是印刷品，但并不全是，這也犀映出長期以來手寫本仍在中國占據(jù)著一席之地。盡管這些文本的對象是當?shù)氐钠胀癖姡珔s有著外部來源。本輯最后的兩篇文章我們以單列的方式介紹給讀者。第一篇從篇幅與內容上都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關于徽州的著作中，張潮是不能不提的人物。然而正如這篇文章分析的那樣，張潮與他的故鄉(xiāng)直接的聯(lián)系其實少之又少。另一篇則是一篇多年前文章的譯文，外國作者在書籍史與徽州研究成果十分重要：該文可說是文化史研究的杰作，它將各類版畫、繪畫作品聯(lián)系起來分析，而這些作品的對象都是黃山，——一座在徽州乃至中國都極具象征意義的名山。這篇文章的選題不僅僅具有跨地區(qū)的意義，更使本輯擴大了廣度。在附錄中，我們增加了有關徽州文書的近期研究的綜述，應該對徽州研究的學者和對徽州增加了解的書籍史學者有幫助。我們在此就不再對印刷史或是書籍史研究進行綜述了：本輯中關于散件印刷品一文已經提供了部分信息，我們建議讀者可以參閱眾多其他有關著作及完整參考書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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