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新論

　　此生之大幸，就是自從學成于中山大學之后，數(shù)十年來，衣食無憂，與書為伴，讀書、教書、編書、著書。人或以為單調，而己獨以為其樂無窮。記得青春花季年方二八，“革命”爆發(fā)，剛讀完初二而失學，家中又遭大劫。大哥說，你沒有別的本事，只會讀書，就自己讀點中醫(yī)吧，以后也許有碗飯吃。于是給我?guī)妆踞t(yī)書，《湯頭歌訣》、《藥性賦》、還有李時珍的《瀕湖脈學》，然后又給我一本《白香詞譜》，說，醫(yī)書看累了讀幾首詞調劑一下。于是我每天清晨，到家鄉(xiāng)北面風吹嶺上建于元代的鎮(zhèn)風塔上迎接晨風朝陽，看著村姑挑來上市的帶著露珠的沒有農藥與化肥的蔬菜，聽著牛鈴和山澗的泉聲，開始我的學醫(yī)歷程。無師而不能自通，學中醫(yī)即如嘗中藥，苦不堪言。于是在那個稻花香里蛙聲一片的境界中，對用作調劑的宋詞入了迷，反客為主，無心插柳，不意為20年后的治詞打下無可替代的基礎。所以，盡管在后來艱苦的歲月，為謀食計也曾做了一陣無牌黑醫(yī)，終于不成良相也不成良醫(yī)。其中一點重要的啟悟是我在詞學與醫(yī)學的比較中明白自己適合何種工作，那就是天性之所近，我更適合捉摸古人的性靈而不適合捉摸活人的生命。于是學醫(yī)勉為其難而學文如魚得水。 “文革”時期可讀的書只有《毛選》、《魯選》，還有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再有就是一本破舊的《古文觀止》，一本《唐詩三百首》，這就是我10年的功課。讀毛、讀魯，不但多次誦讀，每條注文都不放過，無形中對中國革命史有了較多的了解，而對范文瀾的通史用力尤多，這對我以后之治文好處尤巨。這段經歷的經驗是書須精讀，在幾個點上下深功，這將成為一生學問的基點。另外就是文不能離史，文史相參，來龍去脈，有根有柢，利莫大焉。 文革結束，考入中山大學。對于知識的渴求，經10年的饑餓而獲縱情飽餐，那種釋放爆發(fā)的學習熱情使我們的老師對我們采取一些特殊的方法。默許我們放棄那些我們認為無用的課程，而一頭扎進自己期望成名成家的專業(yè)中去。于是當時的政治課，包括英語課，以60分為目標，這樣就使自己在古代文學方面有了甚為自得的收獲。85～86年南京師大宋代文學研究生課程班于我之學詞，乃得一地利人和之契機。南師為詞學重鎮(zhèn)，時詞學大師唐圭璋先生仍健在，更有金啟華曹濟平等名師指點，而金陵之六朝風物，觸處即是詞。雞鳴寺的臺城柳，烏衣巷的小燕子，秦淮河的燈影，莫愁湖的殘荷，更不用說江南的姑蘇，江北的廣陵了，于是一頭撞進詞學。歷來詞學集中在宋之詞作與清之詞論，而宋代詞論則留下不大不小的課題讓我不經意中占了便宜。 至于與蘇軾結緣，則與治詞同步，因宋代之文化、文學均繞不開蘇軾。在詞學中，蘇軾成就甚巨，影響最大，爭議最多，于是浸染日深，由理性的探究而成感性的愛悅，有了一點孔子所說的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有了與蘇軾對話的愿望，并在對話中感到快樂和提升。我緊緊抓住其文化人格的獨立性與其文藝創(chuàng)造的自由境界這一課題展開我的思辨。又是一個10年，有了新作的出版。它給我最大的啟悟就是謀食的工作與生命興致的同一，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中國的傳統(tǒng)學問為經世之學，智慧之學，性情之學，但只有少數(shù)人把讀書作為生命存在的形式，有形而上的意義，只有這些人才適合在書齋里呆上一輩子。其實這有著不足為外人道的樂趣，一杯龍井，聽一曲黃土高坡的花兒，聽一曲阿炳的二泉映月，一杯苦咖啡，放一段貝多芳的命運，一段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與古今中外哲人談心。此樂何極，其喜洋洋者矣，亦足過此生也。 王富仁先生編“汕頭大學學術叢書”，要我將此前對詩詞曲研究的一些代表性文章結集以充數(shù)，故此書為應命而選編。本書所收論文多為20世紀80年代之所作。如今回頭審視，雖間有疏陋之處，而作為自己一路思考之所得，更沾染于時代之風露，學術研究與思想解放同行，感奮處慷慨悲吟，思辨之深刻與才情之發(fā)露，也只有斯時始有斯文，而今讀書稍多，世事經慣，文思或稍深沉而文筆漸趨平淡，故對往日舊文，如對昨日之我，頗感親切。不但不悔少作，反而彌足珍貴。王石軍之序蘭亭，感慨其俯仰之間已成陳跡，蘇子瞻之贈子由，感傷其人生漂泊卻似飛鴻，而陳跡之偶然只如鴻爪留于雪泥。所以這書中的文字，也只是偶然留下的人生的心跡，春曖雪融，這鴻爪陳跡隨之而化，但這生命中的一份珍重卻是永存的。是為序。

　　張惠民，男，1952年生，漢族，1982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中文系，1986年結業(yè)于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修完宋代文學碩土課程。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任教授、碩士生導師。從事宋代詞學及蘇東坡研究和教學。主要成果有專著《宋代詞學審美理想》、《土氣文心——蘇軾文化人格與文藝思想》等6部近200萬字，并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等刊物發(fā)表學術論文3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