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治學

　　法是什么？法的內容是什么？法的本質、功能和價值是什么？是一些看起來十分簡單而又十分難以回答的問題。說它簡單，是因為這些問題幾乎是所有的法學入門者都必須首先學習，也都能說出一個子日的問題；說它困難，是因為這些問題幾乎是所有的法學家都感到十分棘手，甚至沒有人能夠自稱并同時被大家公認已經(jīng)毫無疑義地回答了這些問題。歷史上許多法學大師都從這些問題起步，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還沒有一個法學家被公認窮盡了對于法的解析與論說。從法是什么來看：在西方，從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經(jīng)古羅馬的西塞羅以及著名的五大法學家，中世紀的奧古斯丁、阿奎那，近代的格勞秀斯、盧梭、孟德斯鳩、洛克，直到奧斯丁、龐德、凱爾森，乃至德沃金等人，無不關注這個問題，而且一直探討著這個明知沒有結論又要無限追尋下去的問題。20世紀中期，美國法學家龐德還一再思考“什么是法律？”或“法是什么？”①英國的著名法學家哈特還寫出了專門解析法律概念的著作，書名就是《法律的概念》，②他們對法的論述，為人類法學發(fā)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燦若法學這一浩瀚星河中的點點星光。 在中國，從老子、孔子，經(jīng)董仲舒、朱熹，到梁啟超、康有為、嚴復，以及今天的法理學家，乃至所有法學家，幾乎都希望自己能在什么是法的問題上獲得真知灼見，并對世人有所貢獻。對于法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法的問題，提出了種種解答方案?；蛘吖┖髞碚邊⒖?，或者為后來者提供一個新起點以幫助他們去繼續(xù)那沒有終結的探索。先賢們對于法的論述，像火炬一樣照亮了人類法學理論的夜空，它們是一把把穿越歷史的火炬，引導和照耀著后學們一段一段的前進里程。我顯然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執(zhí)迷不悟者。積20多年的學習與研究概莫能離什么是法這一問題之左右。我曾經(jīng)嘗試著給法下一個自我的定義。①但是這依然是難以令人滿意的。它只是在中國關于法的若干定義之中較為獨特地淡化了法的階級性而已。②我不敢肯定自己更接近了法的本質或內涵。 從法的內容是什么來看：法的內容是什么？它是一個極小的問題，但它最起碼涉及法的分類等方面的眾多學說。法的分類理論很多，具體的種類劃分也特別復雜。其中包括憲法、刑法、民法、行政法、訴訟法；公法和私法；成文法與不成文法等等。其實，這些對于法的劃分是遠不周延的。因為這些分類都還是立足于或著眼于制度的法而作出的，忽略了法在存在方式上的觀念、制度與現(xiàn)實的三種形態(tài)。這三種形態(tài)也是法的三個層次。第一種形態(tài)或第一個層次，觀念的法。觀念的法是抽象而普遍的。社會大眾可能不學習法律，但是只要他們生活在法律社會中，就會有法的觀念，就有他們心目中的法的“定義”。他們中的許多人盡管不能從理論上對法進行闡釋，但是他們關于法的理解是客觀存在的，而且影響著他們的行為。第二種形態(tài)或第二個層次，制度的法。制度的法是明確而規(guī)范的。它是以立法的結果狀態(tài)存在的。立法上，作為制度的法是規(guī)范而嚴格的。制度的法都以具體的法典或判例作為存在載體，或者表現(xiàn)為成文法或者表現(xiàn)為不成文法。他們都具有規(guī)范的意義，都能夠明確地告訴人們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必須做什么。在規(guī)范意義上，成文法與不成文法都是明確的，只是表達上具有差異，或因表達差異而有所區(qū)別。作為制度的法，都是嚴格的。即使有所模糊也是在有限幅度內的模糊。其含義相對確定，不可隨意變更。第三種形態(tài)或第三個層次，現(xiàn)實的法。現(xiàn)實的法是生動而變化的。它存在于社會的現(xiàn)實之中，具體說來，存在于政府行政、檢察活動、法官審判以及社會民眾的社會生活之中。它通過具體的法律行為、法律文件、法律文書，乃至社會生活的現(xiàn)實來表達，是最生動的法、最富于變化的法。從法的本質、功能和價值是什么來看：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法的發(fā)展，對于法的認識也要發(fā)展。在我國社會的發(fā)展中，法的本質、法的功能、法的價值都發(fā)生著重要的變化；對于法的這三個方面的認識——即本質觀、功能觀和價值觀也應當?shù)玫礁?。這些問題早已引起了一些法學家的注意和重視，他們還作出了許多精彩的論述，但是關于本質觀、功能觀和價值觀這樣的最基本的認知還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同，一些教科書還固守著早該拋棄的結論。在當代，法的意志本質是什么？在理論意義上，曾經(jīng)占據(jù)主導地位的觀點是，法是統(tǒng)治階級意志的體現(xiàn)。一般認為其根據(jù)在于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的論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在批駁資產(chǎn)階級用其自由、教育和法律等觀念來為其所有制辯護時，有過這樣的論述：“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chǎn)階級的生產(chǎn)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的產(chǎn)物，正像你們的法律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雹俚谝唬R克思、恩格斯在這里只是對資產(chǎn)階級法律意志歸屬的揭露，并不是對所有法的意志歸屬的結論；第二，即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對資產(chǎn)階級法的意志歸屬的結論，也只是對階級對立社會的法的意志歸屬的揭示，也不是對社會主義法的結論。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是要最終消滅階級的社會。如果一直保持著完整的統(tǒng)治階級與被統(tǒng)治階級或者完整的階級對抗，社會主義就永遠無法完成自己消滅階級和階級斗爭的使命。從實踐的意義上，社會主義時期法的意志本質在實踐中恐怕也不能再歸結為統(tǒng)治階級意志的體現(xiàn)。如果一定要固守這樣的結論，我們就必須回答出哪些社會成員構成了統(tǒng)治階級，哪些社會成員構成了被統(tǒng)治階級，統(tǒng)治階級與被統(tǒng)治階級之間的分野何在，兩大階級對立與斗爭的事實為何，我們對于這種階級斗爭的立場與期待是什么？這些問題，我們是無法回答的。因為它根本就沒有社會的現(xiàn)實依據(jù)。我國目前的法律，其本質屬性，只能是也應該是全體人民意志的體現(xiàn)。法的社會功能是什么？我們一直將其與法是統(tǒng)治階級意志體現(xiàn)的本質屬性相聯(lián)系，以為法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或者將其表述為階級專政的工具。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甚至認為法律機構就是專政工具，甚至將其形象地直呼為“刀把子”。歷史發(fā)展到現(xiàn)在，這一功能認識也同樣必須被修正。到了當代，中國法的功能也許應該被定位為社會管理的工具。在現(xiàn)實社會中，法作為社會管理的手段，應該是維護社會秩序與實現(xiàn)社會和諧的工具。其規(guī)范功能，包括指引功能、教育功能，以及社會功能中的社會公共管理職能都應當受到特別重視。法的功能定位應該從階級斗爭工具轉化為社會管理的工具。法的價值目標是什么？從20世紀中葉以來的很長的歷史時期，我們一直否認法有價值存在，甚至錯誤地認為價值理論都是資產(chǎn)階級的學說。似乎法根本就與價值無關。經(jīng)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發(fā)展，我們逐步認識到社會主義司法機關及其改革目標都應當在于實現(xiàn)全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其實就整個法律來說，其價值目標也應該是實現(xiàn)和維護全社會的公平正義，促進人類的全面自由發(fā)展。一個進步的社會，它的法律不是要不要公平正義的問題，而是在何種程度上實現(xiàn)了公平正義，是否真正地符合公平正義？我們必須改變那種既有的對于法的價值的無知狀態(tài)，科學地把握法的價值，推進法學理論的進步，使法的制度及其實施最大限度地符合于公平正義。通過對公平正義的追求，最終促進人類的全面自由發(fā)展。對這些基本而重大的理論與現(xiàn)實問題的探討，也許永遠都沒有絕對的定論，永無止境。能對法是什么做一個相對合理的回答，能在宏觀上對法的內容做些研究，能對法的本質、功能、價值提出新的見解，或能在其中的某個領域有所發(fā)現(xiàn)，或能對某個方面的某些問題進行一些探討，并獲得某些成果，實為不易。我只是嘗試著做了一些淺嘗輒止的工作。我所主編的《法學導論》和《法理學》①都已經(jīng)數(shù)次修訂再版，但無非是對法的基本解說。我所寫作的《法的價值論》不過是希望對第一種形態(tài)或第一個層次的法——觀念的法作一些初步的探索。在法的價值論領域我已經(jīng)出版了三個版別的著作。一個是由重慶大學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法律價值》，法律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的《法的價值論》，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的《法的價值總論》。②我所主持編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小全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這也許是20世紀中期以來，在中國內地由學者編注的第一部法律全書，也許可以算做我對第二種形態(tài)或第二個層次的法——制度的法作的一些初步工作。我所出版的3個版本的《法治國家論》、⑧初版的《法政治學》都不過是希望對第三種形態(tài)或第三個層次的法——現(xiàn)實的法作一些思考。在現(xiàn)實的法這一方面．法治國家的著作已有三個版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法治國家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和2004年分別出版的《法治國家論》。還有一部學術演講錄性質的《法治泛論》，是我學術演講稿的集成；隨筆文集《法苑抒意》則是在嚴肅的學術寫作之余偶爾為之的信筆記述或時事短評。①現(xiàn)在將《法的價值論》、《法治國家論》、《法政治學》和《法苑抒意》集成一個系列出版，也許可以構成一個粗略的整體，以后還會有新的著作列入。幾部著作跨度約20年，前后不斷修訂，其中的交錯、重復和錯漏繁多。這些往復交錯的文字，都不過是為了對法有一番言說。在這三種形態(tài)或三個層次的法的研究中，我總是把自己在不同時期對于法的本質、功能和價值的認識熔鑄于其間。形成了三種形態(tài)或三個層次與三個基本認識的交匯，逐步形成了本套叢書為代表的學術認知。綜觀所有的著作或所有的論述，幾乎都沒有離開過一個“法”字，于是就將我這套叢書命名為“法論叢書”，借以表達我個人的學術見解。在不自覺與自覺、非理性與理性的人生旅途上，我與法結下了不解之緣。法的神圣、神秘與神異，牽引我不斷思考和探索。之所以我能繼續(xù)這些努力，老師的教導、朋友的關愛、家人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動力。我愿意把這一論叢敬獻給我的老師、朋友和家人。是他們幫助我敲開了學術之門，使我由此遠行。不知道我能走多遠，但我深知身后那期待的眼神。為了那無限的情誼，我將努力為之！

　　卓澤淵，1963年3月生于重慶市長壽縣云臺鎮(zhèn)的農(nóng)民家庭，1980考取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1984年畢業(yè)留校，1987年考取西南政法大學法理學專業(yè)碩士學位研究生，1990年畢業(yè)再度留校任教。1991年晉升講師，1993年破格晉升副教授，1995年破格晉升教授。2000年6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得法學理論博士學位。現(xiàn)為西南政法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1999），中國行為法學研究會副會長（1998），全國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1998），全國比較法研究會副會長（2000），中國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學家（1999），司法部優(yōu)秀教師（1993），司法部法學教育優(yōu)秀育人獎獲得者（1999），重慶市九五立功獎章獲得者（1999），重慶市五四青年獎章獲得者（2000），公眾投票遴選的重慶市十大職業(yè)道德建設標兵（2001）。沙坪壩區(qū)人大代表，重慶市人大立法咨詢委員。2001年8月赴加拿大約克大學法學院做訪問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