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

　　一、本書名為《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材料范圍限于清末和民國兩個時期的憲政史料。二、本書收集、編輯、勘校所依據(jù)之資料，主要來源于清末民國各種法規(guī)匯編、當時創(chuàng)辦之報刊雜志、民國學人編撰之憲政書籍、臺灣文海出版社編輯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民國叢書，以及今人編輯之各種史料匯編、文史資料，等等。具體資料出處詳見引文按語。三、抗戰(zhàn)時期汪精衛(wèi)、滿洲國等偽政權的憲政史料，因目前掌握的資料有限，故暫未編人；革命根據(jù)地的憲政史料擬另行編輯。四、本書所選資料包括憲法文本、憲法草案（含學者和黨團私擬的各種民間草案）、憲法性文件（含組織法、選舉法、議會法等）、相關重要背景材料以及有關評述。五、為了更清晰地顯示出近代中國憲政歷程的發(fā)展脈絡，本書大體按照歷史時期劃分為四編十章，每章之下又設若干小節(jié)，并在某些歷史階段選取最具代表性的憲政活動或憲政文獻作為章、節(jié)的標題。六、關于清末民初以湖北為代表的各省軍政府的憲政立法，在處理上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作為民國立憲的發(fā)端置于南京臨時政府之前（在征求意見時，范忠信教授主張這一方式），二是作為省憲之淵源置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省憲運動之前。我們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包括本書的體例編排），最終采取了后一種處理方式。七、所選資料原文系繁體、無標點者，現(xiàn)改為簡體，并加標點；原文系繁體、有標點者，現(xiàn)改為簡體，并按現(xiàn)代標點習慣校正。八、原文為豎排者，現(xiàn)改為橫排；原文中的“右據(jù)”、“如左”等字，也相應地改為“上據(jù)”、“如下”等。九、對原文中較為明顯的錯字，或原書排字確有錯誤當時未能校正者，現(xiàn)予以校正，將校正字置于前，原文錯字加[]置于后。十、對原文中的脫漏字，在補上以后加[]表示。十一、原文字跡不清無法辨認者，在正文中各該處加方框口，并加注說明。十二、所選各類法律文本及草案的編排方式按現(xiàn)代法律文獻格式。十三、書末詳列參考文獻，正文引注從簡。十四、編者對所選材料進行必要詮釋，按語內(nèi)容包括資料出處、年代、相關人物簡介以及編輯者簡短的觀點評說。十五、因語言使用之時代差錯，原文中某些字、詞、句與今所不同者，如“參預”、“參與”、“授與”、“決非”、“引申”、“計畫”、“籌畫”、“規(guī)畫”、“身分”、“身命財產(chǎn)”、“三分：，’、“四分三”，等等，均保留原貌。本書的資料搜集、編輯、勘校和詮釋工作由湘潭大學法學院夏新華教授和湖南省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湘潭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胡旭晟教授共同主持，參加人員還有湘潭大學法學院法制史專業(yè)和憲法與行政法專業(yè)的碩士研究生劉鄂、甘正氣、萬利容、劉姍姍。同時，本書的整理工作還始終得到了范忠信、李傳敢、王健、張越、武乾、程燎原、李交發(fā)、胡平仁、胡肖華、張全民、韓秀桃等眾多朋友的關心和支持，特別是范忠信教授給予了許多具體而寶貴的幫助和指點，令我們受益匪淺。最后還須說明的是，史料的搜集、編輯、勘校和詮釋歷來是一項最需要用時間、耐心、甚至功力來堆積的工作，也是一項最嚴肅而又最容易“惹麻煩”的工作，因而，自2002年春天搜集工作開始啟動以來，在整個歷時近兩年的整理過程中，我們真可謂是誠惶誠恐，如履薄冰。搜求材料與勘校文稿之艱辛和喜悅至今尤歷歷在目：2002年12月31日，在國家圖書館文津樓，“饑寒交迫”中，按照管理員的要求，筆者堅持抄寫了“河南省憲法”的部分章節(jié)后，手指已不聽使喚，最后不得不以每頁十元的昂貴價格復制了余下部分；2003年元旦節(jié)，筆者又謝絕了在京師友的多方盛情邀請，上午第一個趕到國圖特藏部（為此還得到了管理員的一張賀年片），在發(fā)現(xiàn)材料的驚喜之余，以每頁六元的不菲價格復制了近二百張，最后在好心的管理員的特殊“優(yōu)待”下，掏空了錢包，只留下一元錢坐公車才回到了人民大學；2003年暑期，南方酷熱難耐，我們帶領研究生幾乎是每天揮汗如雨，打印、校勘文稿，真是“人定勝天”啊！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還真有點后怕，科研的艱辛由此可見。史料的整理似乎是“為人作嫁衣裳”，這需要有“甘為人后”和“敢為人先”的勇氣，吾等本為法史學人，更需要有“舍我其誰”的歷史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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