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金銀玉石卷）

　　片斷：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001玉人頭飾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乳白色，局部有褐色浸蝕。體扁平，頭像作側視，以陰線刻一橄攬形目，頭頂有一橢圓形發(fā)髻，鷹鉤形鼻，嘴微張，腦后有外凸的耳形脊。頭下有頸，嘴角處有一個穿圓孔，可供佩系。陜西神木出土。現(xiàn)藏陜西省博物館。002穿孔玉斧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淡黃色。體扁平，頂部微呈弧形，兩邊斜直，刃部較寬，兩面刃，較鋒利。頂端一圓形穿孔，兩面鉆透。四邊較薄，中間較厚，通體磨光。制作精美，無使用痕跡，是權力或財富的象征物，為部落首領所占有。1959年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墓葬出土。現(xiàn)藏山東省博物館。003穿孔玉斧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青色。長方形，頂端平整，兩側斜直，刃部較寬，兩面磨刃，略呈弧形，四邊較薄，中間較厚。通體磨光，靠近頂端有一圓孔，兩面鉆透。此件制作精致，是權力或財富的象征物，為部落首領所占有。1960年山東曲阜出土?，F(xiàn)藏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員會。004玉璇璣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玉質泛白色。體扁平，中央有圓孔，形似變形的環(huán)。外緣有三個形狀相同、且均向同一方向旋轉的鋸齒狀凸脊，凸脊之間各有每三齒為一組的鋸齒四組。全器計有相似大凸齒三個、小凸齒十二組三十六個，等距分布。是觀測天象之器，或是織機上某一部件，有待研究。1978年山東滕縣出土?，F(xiàn)藏滕州市博物館。005人面紋玉佩飾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墨色。體扁平，呈四邊略外凸的方形，背部中央有一垂直的凸脊，脊上有一橫穿，可供穿系。正面刻人面紋，面部正視，以陰線刻橄欖形眼眶，眶內(nèi)飾一橫線作目，雙目相連，等腰三角形紋作鼻，橫道弦紋作口。雖五官比例不甚協(xié)調，但輪廓俱現(xiàn)，為大汶口文化較早的人面形玉飾。山東膝縣出土。現(xiàn)藏滕州市博物館。006獸面紋玉石奔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青中泛黃色，通體拋光。原斷為兩截，受土浸，表面形成不同顏色。體扁平，呈長方形，背部平直，刃部稍寬，一面刃的坡面較寬，另一面較窄。近背部兩面皆為單線陰刻獸面紋，以旋轉形雙眼和頭上的特殊裝飾為其特征，形象猙獰，線條纖細、流暢，剛勁有力。獸面紋始見于新石器時代玉石器和陶器上。器物紋飾盛行于商周。此石奔是部落首領權力的象征物。1963年山東日照兩城鎮(zhèn)遺址采集?，F(xiàn)藏山東省博物館。本書前言序《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所收文物范圍主要是歷史文物中的精品，全書共分四卷，每卷各成一個分冊，前三卷為青銅器、陶瓷器、書畫三類，凡不屬于上述三類的文物，均歸入本卷范圍。大致包括玉石器、金銀器、織繡品、漆器、石刻、磚瓦、貨幣、印璽、竹木牙骨器、文獻等十多類。茲分別概述如下：一、玉石器石器的制作，起源于舊石器時代。一般舊石器時代遺址，常發(fā)現(xiàn)打制石器、原始骨器以及用于裝飾的動物牙齒、貝殼、人和動物的骨化石等物。中石器時代為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時期，當時已使用弓箭。因此，在打制、磨制的混合石器中，常有石箭頭。已發(fā)現(xiàn)的遺址主要分布在東北三省、內(nèi)蒙古和新疆地區(qū)。新石器時代農(nóng)業(yè)和畜牧業(yè)的出現(xiàn)，是這個時期的主要特征，生產(chǎn)工具以磨制石器為主，并發(fā)明了陶器，出現(xiàn)了紡織技術。新石器時代的石器以生產(chǎn)工具為主，有石斧、石石奔、石鏟、石刀、石犁、石鐮、石磨盤等。新石器時代，人們在加工石器的過程中，發(fā)明了磋磨、鉆孔等加工新技術。當時人們除了磨制砂巖、頁巖、變質巖的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狩獵工具外，還磨制蛇紋石、透閃石、石英巖、硅質石等彩石玉器。故東漢學者許慎在所著《說文解字》中稱玉是“石之美者”。玉器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當新石器時代晚期，玉器的制作可能已發(fā)展為獨立的手工業(yè)部門。在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紅山文化、龍山文化的遺址中，均有精美的玉器出土。其中如玉斧、玉鏟、玉兵器等，當有一定的實用價值。東漢袁康撰《越絕書》，書中記風胡子語，將人類使用的工具分為石、玉、銅、鐵四個階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實際發(fā)展的程序。當前，已有人根據(jù)考古中的玉器遺存，認為距今約四千至五千年的“銅石并用時代”，玉器已徹底脫離石器，不僅是當時人們財富與權力的象征，而且還是人們制造生產(chǎn)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乃至宗教禮器的主要材料品種之一，因而提出了“玉器時代”的命題。當時的玉簪、玉環(huán)、玉璜、玉玦一類是裝飾用玉，為人所共知；而玉龍、玉鳥等可能為圖騰神物，玉琮、玉璧等為宗廟禮器，具有宗教或權力的象征意義。在良渚文化遺址中，隨葬玉璧、玉琮等禮器的墓主，應是有特殊地位的人物。紅山文化的動物群玉雕，有龍、鳥、虎、龜、蟬、狗、蠶、魚等，與商代玉器的主要題材相同，而與良渚文化的玉器群如玉琮、玉璧、玉璜、玉玦等，顯系兩個系統(tǒng)。但良渚文化的玉器群，同樣在商、周得到繼承和發(fā)展。如前面提到的玉璧、玉瓊等，亦屬商、周宗廟的禮器。春秋、戰(zhàn)國迄秦、漢時期的玉器，禮玉漸少，而佩玉增多。春秋、戰(zhàn)國是中國古代玉器發(fā)展的高峰時期，鏤空、浮雕等手法普遍應用。當時，帶有政治、道德與迷信色彩的成組佩配列玉器盛行，稱為組玉，玉璧、玉環(huán)、玉龍、玉璜、玉管等皆成為組玉的一部分。根據(jù)近年的考古發(fā)掘，關于各類組玉的組合形式與《三禮》所記的玉器制度，多有不符，因此，尚須從古代社會禮儀制度、習俗規(guī)范等方面，探索有關組玉的種種問題。漢代玉器引人重視的，是不斷有金縷、銀縷玉衣出土，生活用玉大量制作。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玉器風格基本繼承兩漢傳統(tǒng)，但實物流傳甚少，墓葬出土數(shù)亦不多。宋、明時期，玉器制作以生活使用器皿為多，其中仿古之作十分發(fā)達。清代為玉器制作的振興時期，當時，經(jīng)濟繁榮，宮廷手工藝與民間手工藝都有較大發(fā)展。新疆玉料源源開發(fā)，所制玉器多為陳設器物或生活用品，大至“大禹治水”玉山，小至龍鉤、搬指，雕鏤精工，紛呈異彩，在中國玉器發(fā)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二、金銀器黃金性能穩(wěn)定，在自然界中以游離態(tài)存在，延展性強，其特性早為古人所認識。在考古發(fā)掘中，河南安陽殷墟有金箔出土，鄭州商代遺址出有夔鳳紋殘金飾件，北京平谷商墓出有金釧和金耳環(huán)。平谷縣金礦豐富，迄今三千余年，礦源未絕。春秋、戰(zhàn)國時期，河南陜縣上村嶺春秋墓出有金鉉泡；河北易縣、唐山均有春秋至戰(zhàn)國時期金飾出土；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有金鼎、金杯等，金鼎器形雖小，但在考古發(fā)現(xiàn)史上僅此一見。河北滿城西漢中山王劉勝墓有金獸及醫(yī)用金針出土，定縣有西漢累絲金飾出土，新疆漢代烏孫墓出土有金指環(huán)、耳環(huán)及各種形式的金箔飾件。內(nèi)蒙古涼城出土的一批西晉時期的金銀器，其中有獸形金飾牌、金飾件，有的金飾刻有“猗也金”三字，當是西晉時期拓跋鮮卑人所用。江蘇宜興周處墓出土金器多件，內(nèi)有一枚金頂針和一個累絲金籃，南京東晉王氏墓群出土有金鈴、金環(huán)、金釵、金簪和鑲金剛石的金指環(huán)，據(jù)專家考證，當時的金剛石是從外國傳入的。隋、唐時期，金銀器制作水平大有提高，西安隋李靜訓墓出有金耳環(huán)、指環(huán)、鬧蛾金釵等物。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金銀器一百多件，有環(huán)柄八曲杯、環(huán)柄八棱杯、高足杯、提梁壺、雙耳鍋、熏爐、熏球等。器物成型以鈑金錘鍱、澆鑄為主，采用切削、拋光、焊接、鉚、刻、鑿等制作工藝，有的器物留有明顯切削加工痕跡，螺紋清晰，可以看出起刀點和落刀點；有的金盒上，螺紋的同心度很強，紋路細密，子母口密合，子口系錐面加工，說明已使用車床，部分器皿紋飾、造型，吸收了中亞、西亞文化的特點。唐、遼、宋、金、元時期，佛教盛行，佛塔地宮，多藏有佛教文物，其中如陜西扶風法門寺佛塔地宮出土唐代法器及舍利金棺等物，為近年考古一大發(fā)現(xiàn)。云南大理三塔，發(fā)現(xiàn)有大理國明治年間金佛七尊，河北承德發(fā)現(xiàn)契丹文金符牌，上刻“敕宜速”三字，是傳達皇帝詔令，調發(fā)兵馬的信物。江蘇吳縣元墓出土金杯，底部刻有壓印的店鋪、制造匠人和金器成色的文字。明、清金器以北京昌平明萬歷皇帝朱翊鈞定陵出土的金冠、金盆等最為有名。金冠用金絲編制，工藝高超。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檳夫婦墓出土大量金飾，其中樓閣仙人金簪，簪頭以金絲摞成樓閣、牌坊以及小如稻粒的人物，玲瓏纖巧，反映出金屬細工藝的新水平。清代金器盛行于宮廷和民間，故宮博物院珍寶館陳列清宮所用各種金器數(shù)量甚多，為宮廷手工藝精品。民間金器多為首飾之類，生產(chǎn)至今不衰。銀在自然界多以硫化銀存在，不易提煉，其使用歷史較金為晚。目前所見春秋時期銀錯銅兵器，是最早用銀的例證。以銀制器，始于戰(zhàn)國時期，所見實物有安徽壽縣出土“楚王室客為之”銀匜、河南洛陽金村出土“甘孝子”銀匜。陜西西安青門村出土西漢“竇氏”銀匜，流下刻銘記容、記重、記年，是少見的珍品。河北滿城中山王墓出土西漢“醫(yī)工”銀盆、銀針，為當時的醫(yī)用銀器。唐代及其以后各代銀器和金器一樣，同是貴重的金屬細工藝，凡是金質器物都可用白銀制作，且價格較金器便宜，受到中國各族廣大群眾的喜愛。三、織繡品織繡工藝，歷史悠久。根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底面往往顯示麻布紋飾印痕，商代青銅器上往往帶有殘存的絲麻織物印痕，從中還可找出若干種織物的紋飾。戰(zhàn)國至隋、唐時期的織物，在湖北江陵、湖南長沙和新疆民豐、吐魯番等地都有出土。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絲織物有紗、羅、錦、綺、乘云繡、信期繡等，紋飾圖案，精致活潑，反映了戰(zhàn)國以來絲織工藝技術的提高與發(fā)展。漢唐之際，由于“絲綢之路”的暢通，中國所產(chǎn)的絲綢遠銷中亞、西亞、地中海沿岸各地。唐代的染織物印染技術，有蠟纈、夾纈、絞纈等，至今民間繼承未絕。有些紋飾明顯受到了波斯文化的影響。宋代的織錦和其他織物，工藝之精巧，往往令人心折?！熬~絲”是以五色經(jīng)緯絲線織出山水、人物、花鳥等紋飾，宛然是最上乘的畫幅?？椆ぶ炜巳岬淖髌愤_到了當時最高技藝水平。元、明時代的染織工藝，各有特色。元代的“納石矢”是當時的高級絲織品，它是一種織金錦，可分兩大類：一類即將金線夾在織絲中合用；再一類為捻金織，或稱圓金織，用捻成的金線和絲線交織，圖案有開光、叢花、纏枝蓮等。明代創(chuàng)多彩絲綢織花新品種，俗稱妝花，如妝花錦、妝花緞、妝花紗等。清代在江南設織造府，專門督造宮廷應用染織衣料。大幅有長闊均達1丈以上的緙絲，作為屏風、壁飾，極盡意匠經(jīng)營之能事。明、清時期的刺繡，精麗多彩。明代顧繡尤聞名于世，其線痕和畫面吻合無間，看不出凸起的痕跡。蘇州的蘇繡、湖南的湘繡、廣東的粵繡，都各有特色，繼承古老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并有所創(chuàng)新。四、漆木器漆器是中國特有的工藝美術品之一。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已發(fā)現(xiàn)漆器，商代已使用朱漆繪制木器，用天然漆在青銅器上粘結綠松石。西周在建筑物木料上涂漆防腐。春秋、戰(zhàn)國時期漆器已成為獨立手工業(yè)生產(chǎn)部門。湖北江陵、隨縣和湖南長沙、河南信陽等地的戰(zhàn)國墓，均有精美的漆器出土。各地漢墓出土漆器也很多，當時出現(xiàn)一種鑲金、銀口的漆器如漆奩、漆耳杯等，稱為“釦器”，在漆器中尤為名貴。古代漆器多為木胎，間有夾纻胎或皮革胎者。紋飾以彩繪為主，內(nèi)容多為云氣紋中出現(xiàn)人物故事或鳥獸奔馳等形象，是當時繪畫藝術在漆器上的反映。宋代出現(xiàn)雕漆，制法以木、銅為胎，然后在胎之內(nèi)外涂漆，一般在二百至四百遍，半干以后，繪圖雕刻，磨錯潔凈，有一色漆、三色漆之別。雕漆以外，有螺鈿、雕填、描金、戧金、刻灰、百寶嵌等。古琴漆身多有手皴紋，俗稱牛毛紋。古漆器佳品多有款識，早期如漢代漆器多記有地名、官名和工名。晚期如明代“江千里”、清代“盧葵生”，皆著名漆工藝家，所制多小件器物，精美異常。明、清時期，貴族文士，居室陳設，木器家具大為盛行。制作精良，形式規(guī)整，選材以黃花梨、紫檀、紅木、雞翅木為主，皆露本色，樸素大方，具有重要的藝術價值。五、石刻為了區(qū)別于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窟寺”石刻和其他不可移動的石刻，石刻分為兩類：一為歷史文獻石刻，稱為刻石；一為雕刻藝術為主，稱為石雕。中國刻石文字開始年代很早，目前所見最早的刻石是春秋秦襄公時期的石鼓文，分刻著秦國國君游獵的四言詩十首，詩的格調與《詩經(jīng)》中的《秦風》和《大雅》、《小雅》相近。戰(zhàn)國時期的刻石，亦很少見。近年河北平山中山王陵附近發(fā)現(xiàn)的一塊“守丘”刻石，上刻戰(zhàn)國文字兩行，石高90厘米，是極為少見的早期大型刻石。秦始皇刻石紀功，原石均經(jīng)后人鑿毀，今所存者，僅瑯玡、泰山兩處刻石殘石，存字不多。此外，歷代碑碣、墓志、法帖原石，不但具有歷史價值，而且書法精美，亦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石雕在商代已普遍發(fā)現(xiàn)，安陽殷墟出土的白石雕石人、石獸、石鴞、石臥牛等，皆為立體圓雕，技巧十分成熟。漢代出現(xiàn)平雕，有線雕、浮雕兩種，多用于畫像石墓室或享堂建筑，內(nèi)容為墓主人生前活動情況和神仙故事圖像，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和人死升仙思想。南北朝以來，隨著佛教的傳播，石雕造像甚為普遍，其用意多為亡者祈福，發(fā)愿禮佛，虔心供養(yǎng)，題材、內(nèi)容、構圖、技法，各具風格。佛教造像以外，道教造像則為道教徒所供奉。石雕造像在中國雕刻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上述各類石刻拓本，均能傳原刻之神，早期拓本，尤為名貴。八、磚瓦建筑物開始使用磚瓦，是人類物質生活的一大進步。在新石器時代，燒造陶器的技術雖然有所提高，但人們住處還是半地穴式草屋，歷史上傳說夏禹住“茅茨”，到了夏桀才作“瓦屋”。根據(jù)發(fā)掘出土文物，我們知道瓦比磚的出現(xiàn)要早一些。近年在陜西岐山風雛村西周前期宮殿遺址和西安、洛陽等地的西周遺址，都發(fā)現(xiàn)了板瓦。鳳雛村西周遺址還出土了西周后期帶有半瓦當?shù)耐餐撸敃r的瓦當為素面，春秋后期的瓦當開始有了紋飾?？脊虐l(fā)現(xiàn)證明，各地區(qū)瓦當上的紋飾有不同之點，如燕國多為獸紋或獸面紋；齊國多為樹紋或獸紋，后期則向卷云紋發(fā)展。秦、漢時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卷云紋圓瓦當。秦代遺存中有一種很有特征的葵紋，應是云紋的變體。秦始皇陵還出有變形鳥紋大瓦當。漢代的瓦當多有篆書文字，有的是吉語頌詞，有的是宮苑、官署、祠墓的名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類瓦當均與本類建筑物有關。漢代的四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瓦當，流行于王莽時期，多用于表示四方。三國以后，隨著佛教的傳播，出現(xiàn)了蓮花紋瓦當，早期花瓣尖瘦，以后花瓣逐漸寬肥。個別有文字的瓦當，字體在隸楷之間，內(nèi)容多為吉語。北朝時期的板瓦，有的刻劃造瓦人名字，稱為瓦削文字。當時已出現(xiàn)琉璃瓦，多用于寺廟建筑。磚的出現(xiàn)，較瓦為晚。戰(zhàn)國時期，始用于建筑。洛陽東周城址出土的薄磚，厚度與瓦相等。戰(zhàn)國后期的磚稍厚，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出土的素面方磚，細密堅實，多用為鋪墁地面或包鑲夯土屋壁，故磚的本名稱為“甓”，“甓”的得名即來源于屋壁。戰(zhàn)國空心磚多作長方扁平狀，河南鄭州等地空心磚墓出土的空心磚，有的長度在1米以上，磚面壓印鳥獸、花樹和幾何紋，紋飾豪放生動。這類空心磚墓盛行于西漢時期，東漢以后遂告終止。條磚最早見于秦始皇陵，磚上印有“左司高瓦”印記，堅實細密，制作精良，當是秦代制造磚瓦的官工業(yè)產(chǎn)品。有人認為“左司高”應是左司空趙高的簡稱。西漢時期，有些宮殿建筑方磚，磚面多有模印圖案；東漢后期，四川、河南一帶磚室墓的墓壁上，常砌一種模印畫像磚，其圖像有收獲、漁獵、煮鹽、釀酒、宴樂、出行等內(nèi)容。甘肅嘉峪關魏晉墓出土彩繪磚，亦多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寫照，具有一定的歷史藝術價值。東漢到南北朝時期的墓磚，除了帶有紋飾的以外，東漢后期有一種刑徒磚，是當時徒隸的埋葬標記。此外，還有吉語磚、紀年磚或一般墓主姓氏的磚。居室磚、墓磚以外，倉磚、塔磚，往往帶有記事文字。明、清時期，北京的城墻磚磚面多有造磚年月、地點、窯工姓名等，這與明代長城磚一樣，都受到歷史學家的重視。七、貨幣貨幣是伴隨著商品交換而產(chǎn)生的。中國古錢幣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已有四千多年的歷史。先秦時期是古代貨幣從孕育、產(chǎn)生到成長時期，由貝到金屬鑄幣，并發(fā)展成布幣、刀幣、圓錢、銅貝和金鈑等幾種貨幣系統(tǒng)。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實行金、銅并用的貨幣體制，并以秦“半兩”統(tǒng)一全國的銅錢。西漢承襲秦制，半兩錢屢次減重，名稱和重量逐漸分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18年）建立了“五銖”錢制。王莽統(tǒng)治十余年，進行了四次復古倒退的幣制改革，較常見的貨幣有“貨泉”、“小泉直一”、“大泉五十”、“貨布”、“大布黃干”等，而“一刀平五千”及“國寶金匱直萬”則極為罕見。東漢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恢復五銖錢制。三國鼎立，蜀鑄“直百五銖”，吳鑄“大泉五百”及“當千”、“二千”、“五千”等，均不斷減重，幣值不穩(wěn)。魏沿用“五銖”錢，幣值尚較平穩(wěn)。兩晉南北朝時期的貨幣，名目繁多，至隋文帝楊堅于開皇元年（公元581年）鑄行統(tǒng)一標準的“五銖”錢，故自漢至隋五銖錢未斷流通。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繁榮昌盛的時期，建立了新的貨幣體制。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始鑄“開元通寶”，自此不再以重量為錢幣名稱，此為中國貨幣發(fā)展史上的一大轉折。會昌五年（公元845年）鑄會昌“開元”，背文有二十余種。此外，還鑄有“乾封泉寶”、“乾元重寶”、“大歷元寶”、“建中通寶”等多種貨幣。五代十國時期，銅錢以外，鉛、鐵錢一度盛行。宋代實行以銅錢為主，紙鈔和銀錠為輔的混合流通幣制。北宋的“交子”是中國最早的紙幣。宋徽宗趙佶親書“瘦金體”的“崇寧通寶”、“大觀通寶”流利多姿，為泉幣家所贊賞。遼、西夏、金、元是中國北方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政權，所鑄貨幣幣形都受宋朝影響。元代的統(tǒng)一，發(fā)展了紙幣制度。明代自朱元璋為吳王時所鑄“大中通寶”錢，直至崇禎十六帝，有十帝鑄有年號錢。洪武八年（1375年）曾建立紙幣本位制，發(fā)行“大明通行寶鈔”，錢、鈔平行流通。清代白銀貨幣地位加強，實行銀、錢并行。清入關前，鑄有“天命”、“天聰”錢。順治入關，清朝建立，鑄“順治通寶”。此后，各朝均以自己的年號鑄有年號錢。光緒十三年（1887年），在廣東始鑄“光緒元寶”銀元，面為團龍紋，庫平七錢二分，通稱“龍洋”。清代的紙幣，始于咸豐三年（1853年）“戶部官票”和“大清寶鈔”。銅元是仿外國銅幣并保留制錢本位的無孔機制銅幣，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開始在廣東制造，稱為“光緒元寶”，后在天津鑄造者稱“大清銅幣”，這種銅幣到民國時期，仍在通用。明末農(nóng)民起義領袖李自成于崇禎十七年（1644年）鑄“永昌通寶”，同年張獻忠鑄“大順通寶”，清代農(nóng)民起義領袖洪秀全鑄“太平天國”錢，其中有一種雙龍紋大銅錢，制作十分精美。八、印璽在中國歷史上，造紙術發(fā)明之前，國家政令文書、私家函牘類皆書于竹帛，行文寄發(fā)則用繩捆縛，打結封緘，另制凹形木檢（俗稱封泥匣）繩結置于其中，封以紫泥，上蓋璽印，以防私拆。據(jù)近年長沙馬王堆考古發(fā)現(xiàn)，凡篋笥、陶甕存有絲帛、酒食者，皆有封緘之制，封泥鈐有“轪侯家丞”、“右尉”諸印。清代臨淄出土的封泥，有漢“嚴道橘丞”、“嚴道橘園”之名，以馬王堆漢墓封泥之制衡之，皆蜀郡嚴道縣向齊王有關貢橘之遺物。璽印作為憑信，由來已久。今所見古代璽印中，不論鑄印或刻印，印文往往有“信璽”、“印信”之稱，其無此兩字者，亦有憑信的作用。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定璽印之制，天子獨以印稱璽，他人不得妄用。故流傳古璽印中有先秦官璽、私璽之別，秦以后又有官印、私印之分。東漢以后，紙張代替簡牘，封泥之制逐漸消失，而簽字蓋章，火漆封緘，迄未稍歇。宋、元以后，篆刻之學應運而起，并在中國美術史上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脊艑W家論璽印之為用，約有四端：一曰尋文字之同異；二曰稽氏族之源流；三曰證輿地之沿革；四曰補職官之缺佚。璽印有銅、玉、金、銀諸質，而篆刻除上述質料以外，由于石料質軟，容易奏刀，故多用石印，其石以田黃、雞血為貴，一般則用壽山石、青田石、昌化石為之。篆刻名家如元代的吾丘衍、趙孟頫，治印得書法效果；明代文彭、何震采用漢印刀法，有所創(chuàng)新；清代丁敬、黃易等八人，繼承古法，各具風格，游于杭州，譽為“西泠八家”，其后，鄧石如、吳熙載運用漢篆筆意入印，人稱皖派，與“西泠八家”形成的浙派并為清代篆刻兩大派系。清末，趙之謙、黃士陵、徐三庚、吳昌碩等，各創(chuàng)印派，俱有新意，為發(fā)展篆刻藝術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九、竹木牙角器竹木牙角器在工藝美術品中雖然多是小器，但一器之微，往往窮工極巧，考工考史，源遠流長?！抖Y記·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庇纱丝梢?，古人在禮器的制作上，除了玉笏之外，牙笏、竹笏是僅次于玉笏的禮器。在考古發(fā)掘中，由于歷史和自然環(huán)境等因素，古代的竹木器不易保存，故發(fā)現(xiàn)甚少。就竹器而言，目前所見到的較早的竹雕器是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雕龍彩漆竹勺。北周瘐信《奉報趙王惠酒》詩，有“野爐然樹葉，山杯捧竹根”的詩句，可知當時雕竹制器的概況。唐代竹刻見于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五，所記當時竹刻技藝及作品與金銀器鏤鏨、石刻線雕同一意趣。明、清時期，竹刻藝術達到了高峰。清金元鈺《竹人錄》稱：竹藝“雕琢有二派，一始于金陵濮仲謙，一始于嘉定朱松鄰，濮派淺率不耐尋味，遠不如朱?！泵髂?，朱松鄰（鶴）創(chuàng)為嘉定派竹刻，子朱小松（纓）、孫朱三松（稚征）三世相傳，聲名甚著，且三代俱工書畫，兼雕犀角、象牙。清初名師吳之璠為三松之后第一高手，與之璠同時稍后者，有嘉定封錫祿，封氏一門皆精刻竹，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與兄錫爵、弟錫璋同時入京，以藝入值養(yǎng)心殿造辦處。與錫祿同里之周穎，字芷巖，精繪事，幼曾問藝于王石谷，兼擅刻竹。嘉定竹派延續(xù)到清代中期，后繼者達數(shù)十人，其間潘西鳳、方潔諸家，以淺刻見重，成為清代竹刻的殿軍。木雕器物與竹雕有類似之處，甘肅武威漢墓出土的木猴，刀法簡練，自然生動。唐、宋以后，各種木雕如佛像、人像、鳥獸、各種木器、雜器等，尚多有保存。硬木家具，首推紫檀，次為黃花梨和紅木，明、清所制，多有精美的雕刻，有的還嵌有犀角、象牙、螺鈿等裝飾。牙、角制器，起源甚早，在舊石器時代居住于周口店的山頂洞人，以穿孔獸牙作為裝飾品項鏈，標志著人們審美意識和原始藝術的萌芽，同時還用獸骨、獸角制做工具，從事狩獵活動。到了新石器時代，骨、角、象牙器的制作已很普遍，有的器物上還刻有精細的紋飾。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雙鳥朝陽紋象牙雕刻及蠶紋象牙雕圓形器，山東寧陽大汶口出土的新石器時代象牙梳及嵌松石骨筒，是原始社會具有代表性的牙骨器。河南安陽商代婦好墓出土的嵌松石獸面紋象牙杯和獸面夔鳳紋帶流象牙筒，在商代象牙器中是僅見的。河南陜縣春秋虢國墓出土有象牙鞘銅劍，鞘用整塊象牙雕制，外壁滿飾蟠螭紋，是春秋時期工藝價值極高的牙雕工藝品。唐、宋時期的象牙器，流傳下來的除牙笏外，上海博物館藏唐鏤牙尺一支，此類象牙尺當時傳入日本者甚多，現(xiàn)藏奈良正倉院。明、清時期，象牙雕刻分宮廷手工藝與民間手工藝兩類。宮廷制作者精工細膩，人物、花鳥紋飾多仿照繪畫筆意，著色填彩具有一定章法；廣東牙雕以多層象牙球、龍船、寶塔、梳妝盒為有名。至于牙箸、牙簪、扇股、仗首等，各地都有制作。角制品自古以來多以鹿、羊、牛角為主要原料，在考古發(fā)掘中，有不少角器出土，但未發(fā)現(xiàn)犀角器物。犀角為珍貴獸角，色黑褐或黑紅，不但可以制器，且為名貴藥材?！稘h書·南越王傳》有獻文帝“犀角十”的記載。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物中，有裝滿竹笥的木制象牙、犀角模型，同墓出土的竹簡記為“木文犀角、象齒一笥”，以顯示墓主人的財富。這說明了犀角、象牙在古代是十分難得的寶物，至于犀、象制品就更為珍貴了。明代初期，鄭和航海，增進了中國與南亞、非洲各地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犀角、象牙自遠而至，犀、象雕刻藝術與金、玉、竹、木同為藝林珍賞之品，雖有官方手工藝與民間手工藝之別，但雕刻并無嚴格分工。明鮑天成以治犀著稱，而濮仲謙則是雕刻工藝的多面手。清代中后期，由于犀角來源稀少，因而虬角成為犀角的代用品，虬角即海象牙，斷面無紋，中心呈腦狀，體小于象牙，多經(jīng)染沁呈綠色，所制多為精雕小品。十、文獻文獻指具有重要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手稿、古舊圖書資料等。本書著重收錄上起有文字史料價值的甲骨刻辭和戰(zhàn)國、秦漢以來竹簡、帛書、文書契約至宋、元以來善本古籍。甲骨文指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甲骨學是近代產(chǎn)生的一門新興學科，是歷史學和古文字學的分支。自1899年安陽殷墟發(fā)現(xiàn)甲骨文至新中國成立以來，出土甲骨文共有十五萬片以上，保存文字約五千個，已識字在一千以上。甲骨刻辭內(nèi)容涉及到商代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活動及意識形態(tài)等多方面，如農(nóng)業(yè)、畜牧、田獵、軍隊、監(jiān)獄、戰(zhàn)爭、方國、鬼神崇拜、天文歷法、氣象、建筑、疾病等，為研究商代歷史的重要文獻史料。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近年各地西周甲骨的發(fā)現(xiàn)，如陜西扶風與岐山兩縣的周原遺址、山西洪洞坊堆、陜西長安豐鎬遺址和北京昌平白浮，均有刻字甲骨出土，尤以周原甲骨對研究西周歷史具有重要意義。竹簡、帛書的發(fā)現(xiàn)，如江陵、長沙、信陽墓葬出土的楚簡，云夢出土的秦簡，臨沂銀雀山出土的漢簡，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漢簡及帛書，甘肅、新疆等地出土的漢簡等，不但具有重要歷史文獻價值，而且在中國書法史研究上亦多是空前的發(fā)現(xiàn)。甘肅敦煌、新疆吐魯番等地出土的大量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文書，提供了多方面的珍貴史料。其中有差科徭役、兵役文書、戶籍殘卷、受田文書、退田文書、高利貸契約、寺院經(jīng)濟史料等。宋代以后的文書、契約及各類檔案，都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資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中國古籍在造紙術發(fā)明以前，書于竹帛，或稱竹素。造紙術發(fā)明以后、印刷術發(fā)明以前則書于紙卷，手寫傳抄，數(shù)量極為有限。唐代發(fā)明了雕版印刷術，宋代畢昇創(chuàng)造了活字印刷術，先后東傳朝鮮、日本，南傳東南亞各國，西經(jīng)中近東傳至歐洲。唐代的雕版印刷術僅限于民間。官府雕印書籍，到五代時才開始。宋代是中國雕版印刷的興盛時期，刻書形成了官刻、私刻、坊刻并舉的局面。當時刻本文字大多源于古寫本，并經(jīng)精審?？?，由于古寫本日漸稀少，宋刻本成為研究古代歷史文化的第一手資料。更由于雕刻十分精美，成為雕版藝術品，具有很高的欣賞價值。遼、金、元、明、清各代，均有刻書，且有不少善本保存下來，其中值得重視的是山西應縣佛宮寺木塔發(fā)現(xiàn)的一批遼代刻印的佛經(jīng)、書籍、木版彩繪佛像等，這是遼代刻本的首次發(fā)現(xiàn)，其中不少刻本是在燕京（今北京）雕版印刷的，這些發(fā)現(xiàn)彌補了中國印刷史上的空白。中國古籍除了雕版印刷外，尚有抄本、稿本、名家批校本等，均屬古籍中的善本。史樹青

暫缺《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金銀玉石卷）》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