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與中國：走經濟全球化發(fā)展之路

　　極為遺憾，由于篇幅所限，我們只能將這次大會上宣講的部分論文匯編成集出版，供政府決策部門和學術機關參考之用。本書共分六篇。1．中國“入世”后的機遇與挑戰(zhàn)。外經貿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鄭志海教授在題為《經濟全球化與我國對外經貿的發(fā)展》一文中精辟地指出，經濟全球化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延伸，各國經濟都被納入到統(tǒng)一的世界經濟體系之中。由于形成了全球市場，各國可以擁有更廣闊的發(fā)展空間，可以突破單個國家市場規(guī)模和資源稟賦等方面的限制，在全球范圍進行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從而帶來更高的效益。由于經濟全球化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礎之上，形成了全球信息和交易，因此，可以實現經濟要素在全球范圍的迅速配置和流動。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不僅要求參與者實行市場經濟體制，還要求開放市場。在一個全球市場體系里，經濟運行的方式、慣例和規(guī)則將趨于一致。鄭志海教授著重指出，經濟全球化對發(fā)展中國家是一柄雙刃劍。由于各國經濟實力、產業(yè)結構和競爭能力等不同，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各國得到的機遇是不平衡的，所面臨的挑戰(zhàn)也是不同的。發(fā)展中國家沒有完善的可以駕馭全球化的制度手段，種種約束和不利條件使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影響有更大的不確定性，發(fā)展中國家不得不接受由發(fā)達國家主導國際制度和規(guī)則的現狀。但經濟全球化對發(fā)展中國家來說已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現實，探索一種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戰(zhàn)略是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所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作者認為，過去20多年的歷程，中國在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中，較好地把握了國際產業(yè)結構調整帶來的機遇，從而在擴大進出口貿易、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促進了國內經濟高速增長，成為經濟全球化當中受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之一。加入WTO，將有助于進一步改善中國外經貿發(fā)展的國際經貿環(huán)境，中國將可以在WTO確定的多邊、穩(wěn)定、無條件最惠國待遇原則下，享受WTO各成員貿易投資自由化的便利，促進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發(fā)展對外貿易、吸收外資和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更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趨勢。當然，中國在加入WTO后，在享受相應權利的同時，也要承擔相應的義務，履行中國的對外承諾，這可能給中國的外經貿帶來挑戰(zhàn)和壓力。作者還深刻地指出，21世紀初期，中國外經貿運行所面臨的市場和體制環(huán)境與過去相比將出現根本性的變化，即中國將由有限范圍和領域內的開放，轉變?yōu)槿轿坏拈_放；由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性開放，轉變?yōu)樵诜煽蚣芟驴深A見的開放；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轉變?yōu)橹袊cWTO成員之間的相互開放。發(fā)展對外經貿，必須認真研究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從全球經濟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來考慮問題，使中國經濟發(fā)展能夠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趨利避害，爭取盡可能大的利益，防范和減輕可能出現的風險。為此，他從五個方面論述了未來一個時期中國外經貿發(fā)展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zhàn)所應做的調整和改革。外經貿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的王志樂教授在題為《全球化和信息化潮流與我國企業(yè)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在世紀轉換之際，世界經濟正經歷著一場靜悄悄的革命，這場革命正在全面、深刻而且勢不可當地改變著人類經濟社會的發(fā)展。這場革命，就是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和信息化。作者認為，20世紀90年代世界的變化大大加速的第一個原因，是冷戰(zhàn)結束帶來了深遠的經濟影響，綜合國力的競爭取代過去的軍備競賽，世界經濟全球化潮流的政治障礙不復存在。第二個原因是信息技術革命推動了信息化進程，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技術條件，數字化、網絡化加速了經濟全球化和加強了超國界競爭。第三個原因是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整個資本市場的全球化逐步深入。經濟全球化使得無國界競爭（“無限制競爭”）逐步形成。無論主動還是被動，每一個國家都面臨著經濟全球化的挑戰(zhàn)。作者最后認為，中國的企業(yè)要成長為世界性跨國公司，必須經歷成長的三個階段，即向跨國公司學習階段、合作階段和最后與它們既競爭又合作的階段。外經貿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的梁艷芬教授在題為《轉變觀念，適應新環(huán)境——談“入世”對中國的影響》一文中首先指出，世貿組織是一個以互惠互利為基礎，處理多邊和諸邊貿易關系的國際組織。其核心是協(xié)議，本質是契約。這些協(xié)議一方面約束各成員國政府的政策行為，另一方面則規(guī)范產品制造者、服務提供者和進出口商的商業(yè)行為?！叭胧馈睂χ袊挠绊憫攺恼推髽I(yè)兩個層面分析。作為WTO成員的政府，首先，它將有權參與世界貿易規(guī)則的制定。其次，通過WTO解決貿易矛盾和糾紛。與關貿總協(xié)定時期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相比較，WTO爭端解決機制更為完善和有效。第三，促使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她接著指出，在享受上述權利和機遇的基礎上，中國政府和企業(yè)都將承擔必要的義務。（1）應按WTO的原則辦事，包括對所有WTO成員一視同仁，保持政策的透明度，以及逐步取消數量限制。（2）接受WTO的檢查和監(jiān)督。（3）促使中國的法律法規(guī)更加完善。梁艷芬教授還論述了“入世”對企業(yè)的影響。她認為除了企業(yè)領導人的經營思想和經營理念將發(fā)生較大的變化之外，關鍵是市場開放的程度不同，影響會不同；產品競爭力不同，影響也有差距。她還從關稅、農業(yè)、服務業(yè)、進口和分銷權方面論證了為什么在中美和中歐協(xié)議中，中方的基本權利基本得到了保障。梁艷芬教授最后提出，中國“入世”已進入最后的沖刺階段。面對新的環(huán)境，以下三個問題值得研究和重視。（1）“入世”后，中國應享受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都應以WTO的基本原則和市場開放為基礎。中國政府既然作出了“入世”的種種承諾，就一定會履行，但不應接受那些超出WTO范圍或違背WTO原則的歧視性待遇。（2）充分利用WTO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優(yōu)惠待遇。既然我們以發(fā)展中國家的身份入世，就應當把政策用足。（3）積極推動服務貿易市場準入保障機制的應用和落實，即如果外國服務業(yè)大量進入對國內服務業(yè)造成了嚴重損害，可以采取保護措施，但對服務業(yè)市場損害的確定以及保障措施的具體內容還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美國西東大學尹尊聲教授和韓國延世大學李斗遠教授在題為《世界貿易爭端的裁決機制及中國的對策》一文中，首先研究了世界貿易組織建立前后關于世界貿易爭端規(guī)則的變化和世貿組織爭端解決系統(tǒng)的特征。他們認為，與其前身關貿總協(xié)定下的爭端解決系統(tǒng)相比，WTO貿易爭端裁決系統(tǒng)已經得到了極大的強化。然后，作者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可能面臨的潛在貿易爭端問題作了討論，同時也分析了中國和其主要貿易伙伴，特別是美國的雙邊貿易關系。基于這些分析，作者提出了一些使中國能夠更好應付大量潛在貿易爭端并積極參與爭端解決過程的程序。美國沙凡那州立大學的洪朝輝教授在題為《經濟全球化的歷史反思》一文中首先概述了發(fā)達國家有關經濟全球化的最新研究動態(tài)，分析了流行于學術界四大學派（新左派、新自由派、懷疑學派和轉型學派）的基本觀點。作者批判性地提出了對經濟全球化的理論定義和基本評價。同時，他在文章中考察了500年來貿易全球化的三大階段，縱向分析了世界貿易和資本流動在三大歷史階段的不同特征。另外，文章橫向比較了世界各國在三次經濟全球化過程的反應，并根據各國的反應速度、程度和方式，分為“先知先覺”、“后知后覺”、“半知半覺”和“不知不覺”四大類，而中國在三次全球化過程中的反應特征則分別為“不知不覺”、“后知后覺”和“半知半覺”。作者在文章中最后提出，歷次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五點啟示是：“順”（潮流〕、“全”（方位）、“新”（思維）、“快”（速）和“深”（度）。任職于美國科蓋特大學政治學系的郝雨凡教授，向大會提交了題為《全球一體化與中國對外經濟關系的歷史轉變》的論文。他在文中提出，中國對外經濟政策正在經歷歷史性的轉變。1949—1978年間，中國對外經濟關系受國內政治和領導人觀點的影響較大，對外經濟政策是國內政策的延續(xù)。但從80年代以來，情況發(fā)生了實質性的改變。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和國力的增強，經濟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比重越來越大。中國外交的總體目標已開始明顯地向經濟目標傾斜。不僅對外經濟政策開始受到國際經濟變動的影響，而且中國國內政治和一些國內經濟政策也開始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影響。目前中國對外經濟在撲朔迷離的國際形勢下走入一個十字路口：或是大幅度全方位開放國內市場，降低國家對外貿和外資等外經活動的控制，快步走向自由市場經濟；或是奉行有節(jié)制的開放，在強調開放的同時，更注重國家對外貿和外資的有效指導和管理。中國決策者應權衡以下基本問題：即如果國家放松對主要經濟活動的控制，會對中國的國家利益（經濟發(fā)展）有利還是有害？雖然國內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是必然趨勢，但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應怎樣對待西方主導的、越來越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體系？應該加快融入還是穩(wěn)步進行？經濟上的國際化是否會影響中國的未來安全？中國應該如何平衡融入國際經濟與國家利益之間可能產生的矛盾？郝雨凡在回答這些問題的同時，試圖展示50年來中國對外經濟關系發(fā)展變化的脈絡及其特征，并探討影響對外經濟政策變化的各種因素，中國可能面臨的挑戰(zhàn)，以及對外經濟政策的可能走向。2．“入世”與政府功能的轉換。在美國得州農工大學執(zhí)教多年的田國強教授和中國人民銀行的周曉娟合寫的題為《經濟全球化、中國市場化改革與中國經濟發(fā)展》一文試圖回答中國應該如何參與經濟全球化這一重要問題，并對經濟全球化、中國市場化改革與中國經濟發(fā)展三者之間的關系加以研究。他們首先論述了經濟、貿易全球化和金融市場全球化的利弊和應如何減少貿易和金融全球化所帶來的風險、波動，以及金融危機的問題。他們探討了這種危機到底來源于經濟全球化本身，還是來源于正處于經濟自由化和市場化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和其他新興國家的經濟體制本身的不完善這一有趣的問題。他們的結論是，減少風險和避免金融危機的最佳辦法是通過經濟自由化和市場化的改革，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系和改進經濟制度環(huán)境，而不是采取更多政府干預和控制的辦法。盡管經濟制度的改進不能完全避免經濟危機的發(fā)生，但是它能減輕和緩和經濟危機的程度。他們提出，經濟全球化所能帶來的好處是長遠的，代價卻是短期的。他們還回答了應該如何看待和評價全球化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影響，以及對各行各業(yè)的具體影響。最后，他們討論了經濟全球化和市場改革的互動關系，同時就如何減少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fā)展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給出他們的對策和政策性建議。他們認為減少經濟波動最有效的辦法是不斷改進經濟制度環(huán)境，使得市場能更有效地運作，以及允許民間資金在追求受益最大化的動機驅動下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王一江教授、香港大學的白重恩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的李稻葵教授和美國馬里蘭大學的錢穎一教授在題為《世界貿易組織和中國經濟體制的現代化》一文中提出，當經濟信息透明時，國家承諾有效稅率的能力是任何一個現代經濟機構的要件。該文運用了重復動態(tài)博弈理論模型來確定國家通過自我強制實現這一承諾所要求的條件。他們的論文討論了WTO對國家稅收承諾，以及中國經濟體制現代化的積極影響，也論及自我強制體系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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