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年前,大英帝國以給乾隆祝壽為名向中國派出了馬戛爾尼勛爵率領的龐大使團,分乘五艘船只,浩浩蕩蕩,經過10個月的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達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莊覲見了乾隆皇帝。英國在率先實現(xiàn)工業(yè)革命之后當時已是西方的第一強國。它在世界各地擁有許多殖民地,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而中國卻一直是東方的第一大國,雖然鼎盛時期已過,但仍統(tǒng)治著疆域遼闊的領土,周圍許多國家對這強大的鄰邦還得俯首稱臣。資本主義迅速發(fā)展的英國急于向外擴張,以尋求原料與市場,自然覬覦這塊遠東的沃土。正是在這種擴張主義的戰(zhàn)略下英國派團訪華,希望同清政府談判以改善兩國的貿易;并進而建立經常的外交關系。中國方面由于文化背景與政治觀念的不同,認為“中央帝國”同異邦的關系只能是宗主國與藩屬的關系,異邦只有歲歲來朝、俯首稱臣。長期的閉關鎖國使中國當時的統(tǒng)治者對外部世界的進步與西方的科學文明一概不知,而為自己處于“盛世”沾沾自喜。他們認為英國是仰慕中華文明才遣使遠涉重洋為皇上祝壽的。這場聾子的對話尚未開始就注定要失敗了。學術界爭論已久的馬戛爾尼覲見時是否下跪的問題并不單純是一場禮儀之爭,而是兩種文明的撞擊,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法國作家阿蘭·佩雷菲特先生就這一主題在1989年5月出版了《停滯的帝國》一書。該書一出版就進入暢銷書行列,半年內就售出了20萬冊。佩雷菲特先生出生于1925年,先后在第五共和國的前三任總統(tǒng)戴高樂、蓬皮杜和德斯坦時代擔任過七任部長。1977年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10年后又以全部贊成的票數(shù)被選入道德與政治科學院歷史部。1981年任法國最大的報紙《費加羅報》的編輯委員會主席,同時還是國民議會議員與普羅范市的市長,在法國的政界與學術界都頗有影響。佩雷菲特早在50年代就有寫一本有關馬戛爾尼的書的想法。他在波蘭克拉科夫的一家舊書店里偶然購得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外交部長恰爾托雷斯基收藏的一套游記,其中就有隨馬戛爾尼訪華的斯當東與巴羅寫的有關中國之行的書。法國人對中國的看法長期受到18世紀啟蒙時期的思想家如伏爾泰等人的影響,以為中國是一個由開明君主治理得井井有條的國家;而英國人寫的中國游記使佩雷菲特先生看到了另一個中國,他就想把這個中國介紹給他的同胞。1971年他率領法國議會代表團訪華,回國后他出版了《當中國覺醒時……》一書(1973年),到1980年該書出新版本時,僅法文版就售出了150萬冊。此書被認為是法國非漢學家寫的關于中國最有份量的著作,奠定了佩氏作為中國問題專家的地位。為寫《停滯的帝國》,作者從1980年至1988年六次訪華,參觀了馬戛爾尼使團走過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萬多頁原始資料;他打開了故宮的大門,研究了清朝廷有關接待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時他還從英國、法國、美國、日本、南非等地閱讀了大量未發(fā)表的內部檔案。作為此書的附錄,他準備出三本資料集:第一本為清室檔案,1991年底已全部譯成法文,并以《中國人的觀點》的書名出版;另外兩本分別為英國外交部與東印度公司和天主教會的有關檔案,現(xiàn)正在編纂之中。作為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佩氏對馬戛爾尼訪華一事作出了這樣的評論:“如果這兩個世界能增加它們間的接觸,能互相吸取對方最為成功的經驗;如果那個早于別國幾個世紀發(fā)明了印刷與造紙、指南針與舵、炸藥與火器的國家,同那個馴服了蒸汽并即將駕馭電力的國家把它們的發(fā)現(xiàn)結合起來,那么中國人與歐洲人之間的文化交流必將使雙方都取得飛速的進步,那將是一場什么樣的文化革命呀!”閉關鎖國只能導致文明與國家的衰退,無力抵御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記取這一歷史教訓也可使我們今天更堅定地走改革開放的道路。